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陈其尤等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在国民党专政时期，他们痛揭当时政府弊病，高风亮节，不愿与之为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身居高位，却节约俭朴，并严格要求家人，形成了廉洁的家教家风。

正因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清正廉洁立身、高尚品格立世的风骨，才能与以永葆清正廉洁为政治本色的中国共产党从认识到认同、从相近到相亲、从同胞到同志，携手行进在正道之上。

1950年，李济深和夫人率子女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留影。

高位自当守清廉

解决家庭亏空宁卖房。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和政府给了他优厚的生活待遇。虽然李济深每月有500多元工资，但因家庭人口多，客人又多，每逢有朋友和旧部属来看他，李济深总要招待他们吃饭，还常常寄钱救济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每月工资总是不够用。

有关部门知道他经济紧张，要给予补助，他总说没困难，予以谢绝。李济深之子李沛金回忆：为了增加费用，父亲派他的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到了55000元。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国家发给他的补助金不通过他本人，直接交给负责经管他家财务的周泽甫。国家给李济深配的家具用旧了，按规定可以换新的，但每当秘书提出要调换家具或领新家具时，李济深都不同意，因而从未换过。

李济深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他个人生活一向节俭，不喝酒，也很少抽烟，平常在家就穿一件旧长袍。在他去世后，家属将其收藏的字画、瓷器、古铜器、玉器、古墨砚、印章等910件文物捐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其中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赠的字画以及其它的名人题词画联，均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品。

婉拒国家分配的四合院。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曾婉言拒绝国家分配给他的大四合院，亲自选择了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简陋小院。

1950年起，国家给几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增发200元特别费，张澜却郑重表示作为国家一级干部，不能增加国家负担。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这笔特别费按月存入银行，1955年张澜去世后，家人将这笔钱全部归还给了国家。

张澜一生节约俭朴，穿布衣是他终生的节俭习惯，一日三餐也极其简单，每天早饭不是米粥就是馒头；午饭至多不过两个带辣椒的菜，几片面包、馒头或带芝麻的烧饼；晚饭也只增加一点核桃仁捣成的糊糊，夹在面包片里吃。

张澜除习惯散步外别无嗜好，烟酒不沾，也没有喝茶的习惯，即使朱德、陈毅、罗瑞卿等故旧来看望他，也从不备烟茶，都是白开水一杯待客。

一张纸、半支笔都不许丢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来到黄炎培家中，看到他家房屋陈旧、家具简陋，考虑到会见外宾的需要，为黄炎培家另建了一处小洋楼。但黄炎培一直不肯搬到新的地方居住，还向中央检讨自己曾同意修建此楼，并建议请其他更需要的老同志搬进去。

在轻工业部，黄炎培时常检查干部们的办公用品情况，要求一张纸、半支笔都不许丢弃。轻工业部的同志们称之为“炎培作风”。1949年12月22日，好友林滋永通过书函求助黄炎培，表达了自己想在北京机关谋职的想法。面对好友请托，他于1950年1月25日亲笔写信回复：“滋永兄：来信悉。你的志趣和情况，很同情。找职务一点，以就近觅出路为宜。京中正在严格执行精简政策，除技术人才外，各机关已不能再添用人。又现在谋事重心，在下不在上，在多数不在少数。只有走群众路线才通。盼对这点注意。专复，并致敬礼！”

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没有一所房子，唯留下不敛财的清名。

坚持自己负担特护费用。马叙伦曾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首任部长。1957年以后，马叙伦一直卧病在床。他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政府撤回自己专用的汽车，缩小住宅规模，减少日常供应，以节约政府的开支。

组织上派特别护士柯贵贤来照顾他，马叙伦坚持从400多元的工资中拿出1/3支付这笔费用，常用的医疗器械和部分药品也都是自己花钱买的，柯贵贤护士在马叙伦家工作十余年直至他去世，其工资都由马叙伦自己负担。

马叙伦体恤警卫们的辛苦，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他要求家人晚上尽早归家。节假日，他还自费为警卫人员改善伙食。马叙伦认为房子是为他工作所配，子女未婚时可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

马叙伦家中除政务院配给的一名司机外，还有保姆阿姨、工友各一人。马叙伦主动要求自行承担他俩的工资，理由是他们不只照顾自己一个人，而是照顾全家，所以不能找国家要钱。

马叙伦喜欢收藏，为了研究，他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花去了他的大部分积蓄，尽管如此，他仍将这些藏品视为国家财产，生前他将毕生收藏的字画、扇面、瓷器等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等地博物馆，一些有史料价值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书籍等也捐给了博物馆。

自洁不愿入污泥

开展“饮食节约运动”。1942年，粤东、桂南遭遇特大天灾，民众以树皮、草根充饥，而一些国民党高官却不顾百姓疾苦，穷奢极欲，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对此非常反感。他利用总理纪念周和一些集会揭露当时政府弊病，每谈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实例时，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为解决抗日物资匮乏、国民党官场腐败成风的问题，李济深在广西发起“饮食节约运动”。他亲自担任饮食节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力宣传节约理念，严格限制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浪费行为。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全家人经常以稀粥度日，以实际行动为民众作出表率，与民众携手共渡难关。

李济深之子李沛钰回忆：“抗战时期，有一位大商人，说是只要允许他借用父亲的名义让货物从西江通过，就可以每月送几百块大洋来，被父亲一口回绝。父亲在抗战中曾救济过许多人，而我们家当时常吃一种有红有绿有黄的霉米饭。”

拒礼斥权贵。1942年4月2日，正值时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的张澜七十大寿。家人和兄弟子侄及故旧执意要为他祝寿，张澜无法推托，提出两个条件：一、从俭，依照乡里风俗，吃一顿豆花饭；二、任何人不得送一分钱礼物。院坝中摆有四五张桌子，被亲友们挤得满满的。酒席桌上放有豆花、粉蒸肉和鲜黄瓜、四季豆等家常小菜。虽谈不上是丰盛宴席，张澜却特别高兴开心，还破例喝了几口小酒，现场气氛欢乐融洽。

开宴不久，一阵鼓乐之声由远而近传来，南充行政督察专员陈开泗率大小官员近100人，带着披红挂彩的四盒礼品前来祝寿。张澜深知陈开泗在南充的作为，他指着陈开泗的鼻子呵斥：“半个中国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身为地方负责官员，不思救国，已属可恶！厚礼是不能讨好我的。做几件对得起南充人民的事情来，我愿为你背石头立碑。我自过我的生日，不劳列位费心！”

张澜不畏强权，光明磊落，素以清廉自持、清廉为官闻名，曾写下“四勉一戒”作为座右铭：“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

拒官不愿入污泥。抗战时期，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上街卖字维生。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手段就是封官许愿，黄炎培却两次拒绝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十分不满，说黄炎培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的人。1922年，黎元洪特任黄炎培为教育总长，黄炎培也婉谢未就职。1946年7月，蒋介石为骗取民建等民主党派支持，派出陶希圣、张群、钱新之、杜月笙轮番做黄炎培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民大会”，遭黄炎培坚决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黄炎培没有再推辞，而是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其四子黄大能在大连工作时，从报上看到父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异常纳闷。1950年到北京公干时问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以战斗檄文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首任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一篇篇战斗檄文，深刻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在《民主》1945年第十二期《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中，他对国民党专政的腐败进行了抨击：“我们深深地觉得国民党专政以来，别的好滋味没有尝到，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真正老百姓，都骨瘦如柴了。党老爷是官僚政治的代名词，党棍子是怎样解释，我们却不敢想象了，只要听到这两个徽号，就表现了他的成绩。……有人说这不是党的政策，是私人罪恶，但是私人凭借了什么可以这样干，社鼠城狐，古人早有譬喻了。我们并不听到（国民）党里有对他们这辈私人行动有什么制裁，岂不就是默认他们是当然的。”

张澜“四勉一戒”手迹

1946年6月，由马叙伦担任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就“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请愿，代表团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马叙伦被打成重伤。

得知消息后，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声援，使马叙伦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揭发孔家腐败行径被囚息烽集中营。1918年，陈其尤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与时任作战科上校主任的蒋介石结为“粤军老友”，私交甚好。蒋介石1921年9月6日写给其子蒋纬国的明信片中提到：“我昨日动身……约后日可到汕头。去看陈其尤先生。”1937年，陈其尤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私人代表，主要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各党各派势力在香港活动的情况及香港的舆情。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协调在港的各派政治势力。陈其尤“以为利用私人情谊作和平事业之斡旋，不无意义，遂诺之”。

当时的香港是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重要通道。负责采购军火的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国民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款额平均高达2亿美元，而当时军火交易佣金竟达到20%~30%。孔令侃疯狂地大发“国难财”。陈其尤深知如果电告蒋介石，“不但无济于事，且有危险”，但“终以国家危在旦夕，此议苟能成功，对抗战之助力甚大，个人安全，其小焉者”。1938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向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腐败行径，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惩。

岂料陈其尤的揭发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1938年末，蒋介石给陈其尤发电报要他到武汉汇报工作。刚到武汉机场，陈其尤就被军统秘密逮捕，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一夜之间，陈其尤从蒋介石的座上宾沦为阶下囚，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一次次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痛苦不堪，也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本质。

清廉家风代代传

“一切都要靠自己真正的本事，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李济深对家属的生活要求十分严格，经济上实行津贴制，夫人每月20元，上大学的儿女每人每月10元。他严格要求子女，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上，绝不允许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他常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真正的本事，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孩子们穿的衣服一律是布衣，外出只能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不准乘坐他的公车。

李济深的女儿李筱菊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父亲的司机要开车去山海关。因为是空车去的，司机就让我们小孩坐上去。但回来后，却遭到父亲的一通训话，说我们公车私用，虽然是空车，人多了也费汽油。后来我们再也不敢坐父亲的车了。”

一次，他的小女儿在学校扔掉一个馒头，李济深知道后，找她谈话，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来教育她，并让她写出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犯。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李济深觉得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为此他在院子里种了蔬菜，并亲自参加劳动。

“为人要有廉耻气节”。1950年4月，张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子女（除大女儿和三女儿外）来到北京。张澜看到离别5年、死里逃生的子女们，悲喜交加。第一句话是：“你们来了，好！”

接着他严肃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是来享福了，过去劳动，现在还是要劳动。我把政府分配来的保姆退回去了，家务事自己干，你们要好好学习，为人要具有谦虚、谨慎、勤劳、节俭的四德，这是我来北京时毛主席对我说的。你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要向共产党员学习，记住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三女儿张硕延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希望父亲向有关部门打招呼，把她分配到农科院或外事部门工作，张澜批评教育她，决不能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为自己走后门，叫她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四女儿张惠延在东北学习结业后，希望能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回北京，也受到父亲严词拒绝，后来张惠延由组织分配到鞍钢工作。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称赞：“表老啊，您就是一面旗帜，插在哪儿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黄炎培四子黄大能初中就读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该校环境优美、学费昂贵，学生中多为富家子弟，黄大能身处其间也受了些影响。黄炎培察觉到儿子的变化后，果断将其转到位于上海南市陆家浜贫民区的中华职业学校。他说：“我们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

他的子女从小穿着旧衣服到不收取学费、管吃住的公费学校上学。他的四个儿子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取公费留学生，学成后，全都回国效力。黄炎培的教子座右铭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次子黄竞武在湖南沅陵任盐务稽核所所长时因“拒与奸商合污舞弊”而被停职；1949年初，为阻止国民党当局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美钞等偷运台湾，他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罢工抗运，又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出面干涉，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其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1949年5月12日，黄竞武被特务抓走并惨遭酷刑，他十指指甲被敌人残忍拔掉，右腿也被特务打断。5月18日，宁死不屈的黄竞武在上海南市车站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190号监狱被推入院外土坑活埋，壮烈牺牲。

6月2日，黄竞武的遗体才被发现。黄炎培得知儿子殉难的消息后哀痛不已，他在《怀念吾儿竞武》中写道：“竞武死了，倘然他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的了！”

不为自己和家人谋求半分私利。马叙伦曾担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他绝不为自己和家人谋求半分私利，他教育子女做事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靠当大官的“老子”，更不要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

司机于师傅刚来马叙伦家时，马叙伦再三叮嘱他：汽车是公家给我办公用的，家中任何人向你要车，都不能听从，他们都无权使用。幼子马龙章曾因重病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也未被允许使用他的专车。

女儿马珮回忆，初中开学报名时下着雨，她自己冒雨拿着户口本从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位于灯市口的女十二中（今北京166中学），高中后她考上了北京65中学，每天都是自己骑车上学。马珮还说，当时按照父亲的待遇，每逢“十一”“五一”节庆日，可以带孩子上天安门城楼看烟花，但父亲只带自己去过一次。她第二年还要去，父亲不肯，对她说：你已经上了高中，按照规定是不能带的。

平时，政府机关和文化系统会赠送各种文艺汇演的请柬，往往是中外知名艺术家的演出。马叙伦不常参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把请柬给家属，但他认为这不是送给家属的，执意不肯。

（本文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致公党贵州省委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