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青岛中学于1925年开办，校址在大学路，与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同在一个校园内，两校共用一个礼堂，两校师生也互有联系。受到青岛大学的影响，铁中校貌比较活泼，师生思想也比较进步。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铁中毕业生彭仁忭（当时任飞行员）在长江下游驾机直冲日本战舰，与敌舰同归于尽。这一壮烈行动感动了铁中师生，曾为彭仁忭举行追悼会，在学生中普及了爱国思想。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日寇即伺机进行报复。这时，各中学都已陆续恢复开学，唯独不准铁中恢复。铁中学生有的奔赴后方，有的留在青岛，有的在铁路上当职工，各自继续找寻抗日途径。

1938年12月中旬，突然发生了一场震惊青岛的日寇宪兵队搜捕铁中师生事件，致使铁中师生东藏西躲，人人自危。

当时重庆有一同学给青岛同学柯远镕（在胶济铁路任货车车长）寄来一封信，邀他到后方去。此信被日寇宪兵队派在邮局检查邮件的人员查出，宪兵队即以此信为引线，捏造铁中有一个抗日组织“铁血团”，将柯远镕予以逮捕，拘押到湖南路39号宪兵队地下室牢房内审讯。

审讯室的大堂上，坐着两个面目狰狞、凶相毕露的军官和一个为虎作伥的汉奸翻译蓝某，景象阴森可怖，活似一座阎王殿。待宪兵将柯远镕押上堂来，两个军官哇的一声，就劈头盖脸一顿拳打脚踢，将柯远镕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接着把柯远镕的上衣剥光，用钢丝鞭不停地抽打，一鞭落下就是一条紫疙瘩，打得柯远镕遍体鳞伤。

他们硬要柯远镕供出“铁血团”成员名单。柯远镕供说不知道，两个军官立即暴跳如雷，哇啦一阵，叫宪兵将柯远镕按倒在木凳上，将脚端木凳抬起，以水壶向其鼻孔灌凉水。凉水由鼻腔灌入肺部，柯远镕呼吸困难。军官问他说不说，但将柯远镕仍无口供，于是继续再灌，不多时柯远镕就被呛得窒息，一下子昏了过去。

这时宪兵把木凳放下，用凉水喷柯远镕头部，等他苏醒过来，再问“铁血团”成员名单。柯远镕仍说不知，宪兵遂即用绳索将柯远镕倒悬空中，以针锥刺其皮肉。最后，柯远镕实在不能忍受，只好胡编乱造，咬出铁中教务主任刘蕴玉、化学教员王景康（又名王钊）、同学谭祖一、杨善吉、阎同仁、李钰、肖群杰、陈清泰、夏冠洲、韩书梅等30余人。这些人被一一逮捕，拘押在日寇宪兵队牢房内。

这30多名铁中师生，除王景康因当时任圣功女中校长，由教会保出听候审讯外，其余分押在4个牢房内。房内没有床铺，大家只能拥挤在一起席地而坐，栅栏门外有宪兵看守。每日开饭二次，每次每人分给大米饭团一个，不够吃就得挨饿，饮水每人每天只给一碗，不能多饮。上厕所时用绳索捆绑胳膊，几个人鱼贯而行，由宪兵跟随监视。

在牢房里，刘蕴玉老师曾一再秘密嘱咐同学们要咬住牙关，没有的事坚决不能承认。这30多名师生每天被押去过堂，过堂回来都是血肉模糊，腰伤骨折，惨不忍睹。刘蕴玉老师的双手手指被竹签夹得鲜血淋漓，肖群杰的耳朵被敌寇割去一块，但都未承认铁中有“铁血团”。只有柯远镕、陈清泰、韩书梅3人时而承认，时而翻供。凶恶的翻译蓝某竟气急败坏地对他们3人说：“你们的口供翻而复，复而翻，我不叫你们死在狱内，也要叫你们死在狱外。”因此，他们3人吃的苦头也最惨重。

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为此焦急万分，到处托人，设法进行营救。经过40多天的灭绝人性的酷刑，这30多名师生方始获得释放。但柯远镕与韩书梅因受刑过重，出狱后很快死亡，其余师生大半患有后遗症。事后王景康老师一怒之下，就离开青岛前往香港，不再教书，开设化工厂去了。

［摘自《青岛文史资料》（第五辑），摘编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