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从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20日，曾先后关押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等国家战俘2000多名，其中包括美军菲律宾战区最高指挥官乔纳森·温莱特将军及英军新加坡战区最高指挥官阿瑟·帕西瓦尔将军在内的盟军少将以上高级别战俘70多人。该战俘营旧址是二战期间日军所建战俘营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2013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5年8月，获救的部分军官战俘。图中戴圆帽瘦者为温莱特将军，他被解救后，与帕西瓦尔将军一起从沈阳出发，乘专机前往日本东京湾，参加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残酷的劳役

根据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俘虏和关押战俘的国家应为战俘提供衣、食、住方面的基本保障，并不得将战俘转移至环境气候差别巨大的地区，不得驱使战俘做力所不及的劳役。但是，日本对于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关押的盟军战俘却完全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规定，致使盟军战俘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了残酷的折磨，致使大批战俘死亡。

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战俘到达沈阳北大营临时营区时，正值大雪纷飞，日军强迫战俘在操场站立2小时听训话。战俘们原以为到达目的地后伙食会有所改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飘着稀少白菜叶、米少得可怜的高粱米汤。自此，战俘们经过战争和瘟疫折磨后的身体，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被关押期间寒冷和饥饿便一直伴随着战俘们，成了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战俘奄奄一息。

北大营临时营区四周用铁丝网围成，每隔不远就有一个日军的岗楼。战俘日记记载：“营房建得像鸡笼子，潮湿的砖地低于地面大约3英尺，地上部分是用木板钉成的，薄薄的甚至中间带有很多空隙的木板墙壁是无法阻挡住严寒的，因为要散架似的房子没有供暖，北风就从木板之间的裂缝吹进来。一段时间后，这些裂缝都被由水蒸气结成的厚厚的冰封上了”，这对于从热带来到这里的战俘来说如同住在冰窖里一样。

经过战争、瘟疫和“死亡运输”等一系列折磨，能幸存下来的战俘，可以说身体状况已经是在死亡边缘挣扎了。但是，不久后的1942年12月，东北最严寒的冬季，日本宪兵仍强迫战俘们每天早上7点列队出发，晚6点返回战俘营，在严寒中步行往返12公里到日本人的MKK（“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简称）工厂劳役。加上每天在工厂进行的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使战俘们疲于奔命。

营区里有很多得病的战俘，但只要不到不能动的地步，都必须去“工作”。而因为生病无法去工厂的战俘，被单独列队，由日本医生或军官给他们做检查，于是一些说自己生病但身体看起来比较好的战俘通常会挨一顿毒打后被强行带去工厂。

1943年4月7日的战俘日记记载：“在前一天晚上下了3英尺厚的雪，早上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所以很多去工厂的人都没有出来排队。在去工厂的人走后不久，响起了火警信号。所有战俘拿着平底锅、水桶和灭火器跑到操场，列好队等待命令。这时负责看守的日本军官‘公牛’出现了，并开始训话，战俘们被迫在下着雪的寒风中立正罚站了30分钟，结果许多盟军战俘的手和脚都得了冻疮。然后，‘公牛’命令不去工厂劳役的人回营房等待检查，而去工厂劳役的人列队。结果除了病得最重的战俘，其他人都去了工厂。”

在寒冷的冬季，日军经常故意强迫战俘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长时间地挨冻，使战俘们肢体大面积冻伤，甚至截肢。

日军为了更严密地看押战俘，也为了更好地驱使战俘劳役，1943年7月29日将战俘们押入了距离工厂500米左右新建的战俘营。1943年11月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MKK）中劳役的美英战俘人数达到了900名。

战俘们的劳役是在日军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下进行的。从新建战俘营西侧的门到MKK战俘出入的大门之间用铁丝网连接，战俘每天往返都要经过4次搜身，工作期间更是不允许交流，特别是不允许与中国人交流。在工厂里，稍不留意就会招来日本监工的一顿毒打。

残暴的折磨

战俘们被编了号，在关押期间战俘的名字就被这个号码取代了。战俘们一旦被发现有违反战俘营规定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

英国少校罗伯特·皮蒂在日记中记载：“最常见的刑罚是罚站。手臂伸直后被放上一碗水，如果水稍有溢出，就会遭到藤条或日本军刀刀鞘的抽打。有的时候，战俘被罚双手抱头跪在地上，如果跪地的姿势变样，腿上就可能招致毒打。当然，上身要挺直，手臂稍有抖动，也会招致毒打。”

没有违反规定也会受到惩罚。1943年7月4日，几名盟军战俘把毛毯晾在营房附近的晾衣绳上，这并没有违反规定，因为他们并没有越过那条线（在战俘营围墙里面与围墙间隔一段距离有一条禁止战俘跨越的线）。但是，日军的守卫还是把他们带到了负责监管的日军三木中尉那里。三木命令盟军战俘到3英尺高的排水沟上面站好。他右手拿着硬木棒，开始用木棒一个一个地将他们打倒在地。当他们趴在地上时，三木又跳上去跨在他们身上继续用木棒殴打他们。几名盟军战俘身上伤痕累累，其中一个耳朵被打裂出血，后被关进了禁闭室。

许多战俘因为见到日本人没有敬礼而受到了扇耳光的惩罚，这是盟军战俘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2008年来沈的几位年近九旬的原盟军战俘，几乎都提及了被日军扇耳光的经历。被日军殴打身体，可能只是疼痛一时，但被日军扇耳光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成为原盟军战俘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屈辱。

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战俘，日军设立了“重谨慎”（一般禁闭）和“重营仓”（严重禁闭或单独禁闭）的处罚，其中“重营仓”尤为残酷，战俘被关在狭小的密闭空间内，只能站立，且常遭受冻伤甚至死亡。“重营仓”处罚的理由各种各样：没有向日军鞠躬敬礼、在营房内吸烟、没有及时上缴冬装、“写了一首贬低劳役工厂的诗歌”等。并且，从原战俘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战俘们每次受到日军禁闭处罚前，首先受到的是日军的毒打等各种变相的处罚。

俘虏大量死亡

1942年11月，第一批到达沈阳的盟军战俘大量的生病及死亡，引起了日军的关注。根据现在掌握的史料显示，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以给战俘医疗为名秘密派遣一组731部队成员进入战俘营进行细菌实验。罗伯特·皮蒂在日记中记载了每次日军给战俘进行注射的时间、疫苗的名称、剂量等，据统计从1943年2月到1945年3月两年的时间日军给战俘注射各种疫苗的次数多达15次，远超正常注射的频率。日军731部队进行细菌试验的对象已经得到证实的有中国、朝鲜、蒙古和苏联4个国家，而在战俘营中进行细菌试验的对象是6个国家的白色人种，日军想依靠由此取得的研究成果制成生化武器，进而使用它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并进一步扩大战争称霸世界。

战后，1982年美国听证会上，前战俘沃伦·惠尔谢尔称日军在战俘营将战俘分组隔离，分别注射药品、喷洒液体并做医学记录；前战俘沃特·米德尔顿表示自己是被隔离战俘之一，300名因体弱无法工作的战俘被隔离在特殊营房，医疗队来后给营房的人注射“疫苗”，72小时之内营房人员全患痢疾，多人死亡。

战后，在苏联伯力进行的对731部队成员的审判中，前731部队成员柄泽十三夫进行了相关的供述，说明731部队成员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对战俘进行细菌实验，研究战俘对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并完成了《美国士兵的血液特征及对传染病的免疫力》课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血清免疫不同人种并无不同”。这样，就可以“以平常的方法进行细菌的培养。”

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日军迫害战俘的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忍，饥饿、疾病、毒打和精神上的摧残，造成大批战俘死亡。

初期到达沈阳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痢疾、疟疾等流行病及严重冻伤、营养不良等。因营养严重失调，许多战俘开始患脚气病或腿部肌肉萎缩，不能把腿伸直等。患脚气病后，脚部奇痒难耐，战俘们只能忍着寒冷把脚伸入冰水中，使脚部麻木来缓解瘙痒，结果又造成了冻伤，最后不得不截肢。

初到沈阳的1942年至1943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大批战俘死后无法掩埋，只好堆积在北大营临时营区一个空的仓库内。1943年的春天，土地解冻后日军在北大营临时营区外西北侧的侯家岗子找了一块地，看管战俘挖了200多个长方形的墓坑，将死亡的战俘埋葬。战后，美国战后问题处理小组将240具盟军战俘尸体清理出来进行处理后运回各自国家，还有10具战俘的遗骨情况不明。

同日本人的斗争

在沈阳盟军战俘营，虽然盟军战俘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且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但他们没有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没有丧失希望和斗志。

英国战俘阿瑟·克里斯蒂在日记中写道：“虽然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过着艰难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在同日本人进行着战斗。”战俘们想方设法给日本人制造麻烦，搞破坏成了盟军战俘与日军抗争的手段。

初到工厂的时候，日本人令战俘们安装崭新的美国制造的机床。他们趁日本监工不注意，用吊车把机床吊到半空，重重地摔到挖好的地基坑里，用水泥把底座灌严，然后把几乎能卸下来的螺丝等部件全部卸下来扔进了水泥里。日本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新机床无法正常工作，战俘们遭到了毒打，但无一人泄密。在工厂里，战俘们一有机会就破坏工厂的机床，结果往往是生产出的产品不符合要求，无法使用。

战俘们不甘心看到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日军用来同自己的国家作战。虽然每天进出工厂都要受到严格的搜身，且“工作”时刻在日军的严厉监视下，但是他们还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进行破坏。在MKK工作的战俘们不久后就发现，用来润滑机器的油是大豆做的，并且有的战俘发现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于是战俘们就分别拿着自己的水壶去工厂装满油带回去。最终这种“蚂蚁搬家”式的偷油活动还是被日军发现，日军把11名战俘送到禁闭室关了5天“重营仓”，此后所有战俘们都不允许带水壶去工厂。

另一次，是在1943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有一名战俘准备将工厂里用作防冻液的酒精偷回战俘营庆祝圣诞节。由于日本人搜身检查严格，他只好将装有酒精的袋子扔到身后的一个沟里。然而一个小时后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当天值班的日本军官“公牛”把所有在工厂劳动的战俘带到了操场，让他们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思过。那名战俘想站出来承认，一个人接受处罚，但是其他战俘不同意，并告诉他要挺住不说。他们宁愿站在这里冻死，也不能交出战友。

在这个平安夜，战俘们在寒冷中一起相互支撑着。直到12小时后，一个来换班的日本军官说了声“解散”，战俘们才拖着已经冻得僵硬的身子回到营房。这就是1943年日本人送给战俘们的一个“圣诞礼物”。

据美国战俘格罗凯特回忆：1944年10月，他和懂机械的美军战俘到工厂劳役，被要求按图纸生产左右各64套战斗机起落架齿轮，且这些武器将用于攻打己方。战俘们决定反击，又怕遭到日军残酷的惩罚，便将左侧图纸扔进炉子，只做右侧齿轮，最终齿轮全部作废。

1945年8月，盟军战俘获救后部分身体不好的人员坐飞机先离开战俘营。

特殊的友谊

由于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战俘们一直想方设法逃离日本人的魔爪，即使是被抓回来遭受最严重的惩罚也不怕。1943年6月21日晚10时左右，原美军陆战队帕里奥迪（战俘编号444号）、原美军陆战队查斯坦（战俘编号516号）和原美军潜水艇下士官梅里格鲁（战俘编号1125号）3名美军战俘利用夜色掩护剪断战俘营的铁丝网，成功地逃出了沈阳盟军战俘营。之前他们想方设法准备了足够的食物，并设法从日本人那里弄到一张伪满洲国地图，计划向北逃向600公里以外的苏联。

战俘营的日本人一下子被激怒了，他们开始对战俘们进行疯狂的报复，3个营房的战俘组长立即被关了10天禁闭，其余的战俘被强迫在各自的铺位上足足坐了3天。期间不许交谈、不许动，并减少了他们原本少得可怜的食物。日军还做了3口棺材放在战俘营门口，声称这里将是逃跑战俘的归宿。后来，逃跑战俘在临近中国和苏联边境的兴安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盟地区），因打死了伪警察被发现，被押回战俘营，日军强迫他们游行示众，然后被绑在柱子上毒打了3天，1943年7月31日被枪杀。为了尊严，3名战俘被枪决时拒绝蒙上眼睛。

在被关押的近3年时间里，沈阳盟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饱受摧残。对于他们来说，在失去自由、环境恶劣、忍饥挨饿、病痛缠身等的长期折磨下，身处异国他乡唯一的温暖是同样生活在日本法西斯血腥殖民统治下，自身处境非常艰难的中国工友们对他们的帮助。

按照日军的规定，所有中国工人不能与战俘接触，但每天早晨趁日本人不注意，战俘们还是友好地和中国工友们打招呼。尽管语言不通，但共同的仇恨与苦难，使盟军战俘和中国工友建立了特殊的情感。

还是在3名美国战俘偷偷为逃跑做准备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工友高德纯的注意，当战俘从日本学徒工的书本上撕下逃跑用的地图时，高德纯为了避免日本人发现，自己花钱买了一份地图偷偷地给日本人放了回去，3名美国战俘得以顺利实施逃跑计划。

3名战俘逃跑被抓后，高德纯被关进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尽酷刑，因反满抗日罪名被判10年徒刑，1945年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战俘营里盟军战俘长期挨饿，处境艰难，而受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中国人民同样困苦，但仍冒险暗中帮助战俘。在中国工友协助下，战俘们变卖厂内机械工具，换取所需食物等物品。

战俘编号266号的美国钳工尼尔在工厂劳役时，中国工友李立水趁日本监工不备，从运菜马车上偷了几根黄瓜，扔给尼尔两根，尼尔迅速把黄瓜捡起藏了起来，并兴奋地对李立水做了一个OK的手势。对饥肠辘辘的战俘来说，这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恩情”。事隔60年后，已届90高龄的尼尔还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2003年9月战俘重访团来沈，尼尔还托人给李立水捎来感谢信。

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美国政府颁发了3份表扬证书，内容是这样的：“为表彰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战俘的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将铭记李立水（高德纯、葛庆余）的人道和勇气，因为只有那些勇敢和真挚的朋友才会冒生命危险去协助美国战俘。”

战俘营的解放

1945年日本战败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针对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战俘营开展了“火烈鸟行动”。

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凌晨4时30分，美国空军B-24飞机载着霍尔·雷斯参谋上士、詹姆士·翰西尼少校、罗伯特·拉马尔少校（医生）、爱德华·斯塔兹中士、Fumio kido中士和Chen shih Wu等6名营救小组成员前往沈阳营救战俘。

同日上午10时45分，飞机抵达沈阳上空，6人在沈阳东塔机场附近跳伞，空投武器、通讯、医疗设备等物资。随后，营救小组在中国百姓帮助下寻找战俘营，走出半英里时遭遇日本巡逻队，被俘后被带到奉天日本宪兵司令部（现沈阳故宫博物院办公区）。日军虽承认战争结束，但称要等东京命令，当晚将他们安排在奉天大和旅馆（现沈阳中山广场附近的辽宁宾馆）住宿。

8月17日上午，营救小组被带到宪兵队，得知东京已下达投降命令，随后前往沈阳盟军战俘营，与当时战俘营里最高级别的盟军战俘乔治·帕克将军沟通并发布战争结束消息。战俘们获得了自由并接管了战俘营，领取了国际红十字会及家属寄来的物品。19日苏联红军占领沈阳，20日他们来到战俘营，宣布战俘营解放。

此后，战俘们或乘飞机或乘船经大连返回各自国家。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特意派一架专机飞抵沈阳，将温莱特和帕西瓦尔将军接走，去参加在日本东京。1945年9月2日，两人一起参加了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协定签字仪式。

（本文作者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