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郭海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抗战期间的妇女生活和女性书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7月20日在京举办“抗日战争与中国女性书写”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以“抗日战争与中国女性书写”为主题，分为开幕式、主旨发言和闭幕总结，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围绕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旨在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给女性带来的生活巨变、生命体验、苦难、创伤与治愈，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华、教授艾尤分别主持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英杰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娜在致辞中表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这场跨学科的学术会议有重要的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桃洲教授在致辞中认为，妇女是抗战的重要力量，中国女作家在抗战中写下不少优秀作品，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意大利巴勒莫大学副教授朱西·塔慕布莱罗向会议发来祝辞。

在主旨发言环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1970年代读博士期间研究沦陷区文学时资料的匮乏，充分肯定了女作家群体在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认为自己在女作家研究方面存在不足，盛赞海内外学界关于战时沦陷区女作家研究的成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刘燕从九叶派诗人之一——郑敏的早期现代诗的书写为切入点，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郑敏的创作情况。她认为，像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抗日战争深刻地改变了郑敏的青少年时期及人生选择，对战争、漂泊、迁徙、生命、死亡的体验与见证成为其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主题，呈现了把“现实、象征与玄学”融为一体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风格。

匹兹堡大学副教授钱坤从抗战期间的上海女英雄和家庭重建的角度，着重阐述了历史剧中女性主角的崛起反映民族主义情绪与性别话语的双重演变。她表示，欧阳予倩在《桃花扇》和《木兰从军》中重新塑造了传统女性形象——李香君和花木兰，将她们呈现为具备道德能动性与民族象征意义的主体，这种塑造展现了一种性别道德角色的逆转。女性角色象征着儒家美德的延续，也体现出集体抗战的新革命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介绍了现场展出的“抗战时期沦陷区出版物精品展”，他表示，系统梳理沦陷区出版物的类型、内容特点及历史语境，揭示其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文化抗争、生存策略与精神价值，旨在填补抗战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部分，重构沦陷区历史的多元叙事。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宪瑜从张爱玲的“借银灯”与“借红灯”说法谈起，阐述其写作中的“借红灯”亦即旧戏表述的问题。她认为，张爱玲作品中有十分丰富的电影世界，但对“地方戏世界”的关注度不高，通过重读《年青的时候》，分析其中“银灯”与“红灯”的相互映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以探究张爱玲如何在特定时代通过“借红灯”修辞来传达心曲。

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莹从田汉于1932年创作的独幕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深入剖析了田汉抗战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她认为，该剧是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创作转向的代表作。田汉的关注点，从波希米亚风格的莎乐美女性形象到红色中国大地上的东方女性群像，田汉的身份从极具“南国社”风格的职员剧团带头人到坚定的左翼剧作家阵营的领军者，在这个过程中，田汉实现了身份和文艺思想的转型与成熟。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华阐述了抗战时期冰心的创作情况。她认为，《默庐试笔》标志冰心抗战书写的开始。冰心打破了长期困扰她的写作瓶颈，摆脱青年时期单纯依靠灵感写作的模式，转入依靠经验写作的另一段写作高峰，同时她将个人投入全民抗战的洪涛之中，创作出《女人》等一批抗战时期的优秀作品。从五四时期新贤妻良母式的假想，过渡到女性如何在民族救亡中建设自我等现实问题。《默庐试笔》代表冰心跳出感伤的写作窠臼，展现出现代女性知识分子面对战争独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和深沉博爱的家国情怀。

在闭幕总结环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泉以北方沦陷区萧红、梅娘、雷妍、张秀亚为中心，探讨了她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生存困境如何转化为独特的文学表达。他认为，她们的作品既是对个体生命的记录，亦是对民族苦难的无声抗争。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在总结发言中认为，今天讨论的主题非常有意义，从学术角度看，抗战时期的女性书写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女性在特殊时期的生存境遇与精神成长，更以独特的性别视角丰富了抗战叙事的维度，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文本资源。

研讨会专家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