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望中华民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的史诗，台湾民众的英勇抗争始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光辉篇章。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烽火四起的反割台抗争，至1945年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两岸同胞始终休戚与共、并肩作战，在反侵略、反殖民的斗争中铸就了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不朽丰碑。

武装协同：两岸军民共筑抗日防线的烽火实践

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在武装层面始终与大陆反侵略战争形成深度协同与战略呼应。甲午战争后，早期反割台武装斗争拉开了协同序幕。两广名将刘永福率“黑旗军”渡台，与台湾义士丘逢甲、简大狮、吴汤兴等领导的台湾义军并肩作战。台南保卫战中两岸军民联手重伤日军最高指挥官近卫师团长，捷报经上海《申报》传遍全国，极大提振了士气。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这种协同更趋紧密。台湾岛内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有效牵制了日军，使其难以全力投入大陆战场；知识分子庄遂中冒死传播大陆抗战消息，工人领袖高斐建立阿里山抗日根据地，李钦明兄弟秘密策划响应祖国光复，规模浩大的反“皇民化运动”更从精神与实质层面支援着祖国抗争。与此同时，超过5万台湾同胞奔赴大陆投身全民族抗战。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活跃于浙、皖、闽等省，在政治工作、医疗、生产等多领域贡献力量；蔡啸、杨美华等加入中共队伍，在延安、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协助抗日；陈岗峰、林正亨等黄埔出身的台胞立下战功；两岸民众自发地双向支援，福建民众通过隐蔽网络向台湾义军输送军火、物资，渔民协助人员转移；台湾同胞则通过义勇队设厂生产军需药品、医师发明战地医疗器材等方式支援大陆抗战。这种跨越海峡、血脉相连的互助，正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注脚。

而大陆方面始终将台湾的解放纳入抗争全局。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收复失地“同样适用于台湾”。《新华日报》等媒体持续声援台湾抗日，发表《台湾，回到祖国来》等社论驳斥“国际共管论”，报道台湾抗日事迹，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周恩来等同志对台湾义勇队在大陆的组织建设与活动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导和帮助，让这份跨越两岸的抗日联结始终与民族解放的洪流同频共振。

政治聚合：多元力量守护民族根基的韧性抗争

随着武装斗争在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暂趋沉寂，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逐渐转向更具韧性的政治抗争舞台。1915年前后，日本在台殖民统治逐步稳定，而此时台湾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新兴社会力量悄然兴起，加之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激荡，台湾的抗日斗争由此迈入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目标的新阶段——在新兴力量的参与下，民众以更具组织性、多样性的方式，持续向殖民统治发起挑战。

这一时期的政治抗争呈现出多元并进的特征：既有林献堂等推动的在殖民框架下争取自主管理权的民族民主运动；又有“新民会”派遣蔡惠如、林呈禄等到大陆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经验和社会改革思想，由此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他们通过组织社团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返台开展抗日斗争；更有林木顺、谢雪红等组织台湾共产党，引领民众以追求彻底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为目标展开反抗斗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殖民者妄图磨灭民族认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各界更是凝聚起磅礴的抗争力量。据《台湾同胞抗日团体》记载，当时活跃的抗日团体与武装力量达50余个，台湾文化协会等组织，覆盖各阶层民众的诉求；以雾峰林家为代表的地方宗族，则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坚守——从母语的传承到传统习俗的延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抵制殖民同化。

这些政治抗争的多元实践，不仅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直接反抗，更是在深层维度上构筑起守护民族根脉的防线。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共同根基的执着坚守，让两岸抗日民众虽隔海峡却心灵相通，成为跨越山海、并肩作战的精神基石，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注入了绵延不绝的力量。

文化共振：两岸文士以笔铸魂的根脉守望

文化认同是维系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的深层精神纽带，在抵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民族认同，更是两岸同胞并肩作战的根本依托。新文化运动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积极呼应大陆新思潮，仿效《新青年》创办的《台湾青年》，刊登文章介绍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成为最早系统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文化载体。

抗日战争时期，两岸文人更以笔为刃，携手共筑反抗侵略的文化防线。学者连横目睹殖民者刻意扭曲民众历史观，历时多年著成《台湾通史》，借笔墨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文学领域里，台湾涌现出“新文学之父”赖和、“新文学运动急先锋”张我军等一大批斗士。1925年，赖和发表《一杆“秤仔”》，借日本警察滥用度量衡的冲突隐喻殖民制度的不公，1926年的《斗闹热》书写日据下台湾民众的日常与知识分子心迹；张我军在《台湾民报》连载《买彩票》，以北京为背景展现该时期台胞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七七事变”后，台中的何非光在重庆投身抗日影片创作，代表作《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以独特的题材与表达，成为台湾抗战电影中的正义之光。

20世纪30年代，大陆作家亦纷纷创作以台湾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声援台湾民众：1930年，天放生在《血汤》连载《可怜的台湾》，细数殖民者的屠杀与掠夺；1931年，白薇在《青年界》发表《一位台湾女子的谈话》，以雾社事件为切入点呼吁两岸工农联合，并在《北斗》发表同名独幕剧深化这一主张，其创作深受与台湾革命者交往的影响；1935年，胡风翻译杨逵、吕赫若作品以加强两岸联系，次年又在《亡国奴诸相》中呼唤民族革命战争。此外，中共地下党员孙师毅创作《四十年的忿怒》清算割台血债，国民党系统的《亚洲文化》主张两岸联合，武汉大学方仪正肯定台湾文化协会的联合战线是民族解放运动——两岸左翼革命者遥相呼应，共同追求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解放。

历史镜鉴：两岸同胞共襄复兴的精神赓续

台湾民众的抗日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地域事件，而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凝聚共识、共御外侮的生动缩影。从精神内核看，台湾民众的抗日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实践。从丘逢甲“四百万人同一哭”的悲怆到李友邦“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誓言……这一幕幕说明了台湾同胞的命运始终与整个中华民族紧密相连，两岸同胞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从历史与法理维度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得到明确法律确认，构成不容置疑的主权依据。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伟大进程中，两岸同胞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我们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实现“三通”以来，两岸同胞每年都会携手举办并投身各类活动，以掷地有声的行动接续历史记忆的薪火，用步履不停的实践守护着这份穿越烽火的共识。从精神内核到历史法理，从实践行动到现实启示，最终清晰指向一个本质：台湾与祖国血脉相连，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坚不可摧。

这段历史记忆，不仅深刻揭示了台湾抗日斗争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有机组成的历史本质，更为新时代凝聚两岸复兴力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强大的精神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需以这份共同记忆为基石，深刻铭记两岸同胞在血与火中铸就的骨肉深情，让那些并肩御侮的英勇身姿、守望相助的动人瞬间永远镌刻在民族记忆里；更要传承好那份“我是中国人”的赤诚与担当，让抗日斗争中凝聚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成为在风云变幻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两岸同胞胼手胝足的携手奋斗中，一步步成为现实。（作者林敏洁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东方研究中心主任；吴凯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