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吴芳吉是重庆大学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一个具有血性的爱国诗人。

1931年，吴芳吉应当时四川省江津县长邀请，辞去重庆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之职，返回江津中学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几日后，吴芳吉致书友人刘鹏年（时为湖南省府秘书长）：“吉欲赤手空拳与敌寇拼之，决于下月东出。如湘军赴沪，请兄为吉结识诸健儿。”此信发出后，友人穆济波劝他以从军精神办学，同样可以抗日，加上县长谷醒华的挽留，吴芳吉才打消了从军的念头，但他很快创作出一首《日军占我沈阳》：

此仇不报任彼苍，枉在人间走一场。

不忘不忘永不忘，日军占我沈阳！

吴芳吉觉得这首诗太短，难以表达出自己的悲愤情感和抗日思想。于是又进行修改，增加了内容，并同时将标题改为《抗日歌》：

日军占我沈阳，有何可商？有何可商？

剑及履及赴东北，鲜血头颅相将！

此仇不报任彼苍，枉在人间走一场。

不忘！不忘！！永不忘——

日军占我沈阳！

这首《抗日歌》更加真切、全面地表达出吴芳吉对日军侵略行径的强烈愤慨，以及坚决抗日、报仇雪恨的决心。吴芳吉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水陆大游行，他教唱《抗日歌》。师生队伍先在城里游行，再到大西门外渡口乘船顺游中渡街，40余舟船首尾相连，旌旗摇动、口号震天，两岸百姓同声呼喊“打倒日寇、收复失地”，《抗日歌》成为激发江津民众抗日思想的有力武器。

9月底，吴芳吉又创作了一首短小精悍的《仇货买不得》：

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

买了仇货，卖了中国！

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

此诗很快就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吴芳吉不但多次在重庆和江津的学校发表演讲，朗诵《仇货买不得》，还将此诗油印好几万份，让游行学生散发和张贴，很快在重庆和江津城内传开，就连黄包车车背、剃头摊玻璃框、抬夫轿篷、走街串户货郎的货架以及小学生藤编书包上都贴有这首诗。

吴芳吉还将诗稿交给江津城内多家豆腐干作坊，老板将这诗刻成板模，压出的豆腐干也印出这首诗，成为千家万户灶头和餐桌上的读物。重庆数家豆腐干作坊也纷纷效仿，将这首诗歌“发表”在豆腐干上。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仇货买不得”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

1931年11月，江津举办全县运动会。白沙、油溪、九如镇的中小学生千余人借住在江津中学。21日运动会结束，作为校长的吴芳吉前去看望大家，他朗诵新诗《别白沙油溪少年》。这看似一首写运动会的诗，实际上是一首抗日动员诗：“此仇不可消，此辱誓当雪”“但愿重相会，相会在战场，他人无抵抗，我辈惯担当”“争为劲敌手，契是同心郎”……

1932年1月28日夜，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吴芳吉听闻此消息后，爱国激情难以抑制，创作了抗日诗歌《巴人歌》。这是一首共有204句的长诗，诗中“倭儿休想肆鲸吞，寸地尺天吾职守”“我知前路险重重，我宁冒险前冲锋”等句，生动地描绘出十九路军纪律严明、奋勇杀敌的形象。

1932年5月4日，吴芳吉应邀到重庆作抗日宣传演讲，他当众朗诵《巴人歌》等抗日诗作，上千听众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吴芳吉返回江津后，又向全校师生传达重庆各界同仇敌忾、心系抗战的情形，并再次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朗诵《巴人歌》。朗诵未完，他便体力不支、脸色惨白地倒下了，师生立即将他送往医院，后因医治无效，于5月9日与世长辞，时年36岁。

1944年春，冯玉祥到江津宣传节约献金抗日，专门约见了吴芳吉的两个儿子，夸赞吴芳吉的抗日诗歌。冯玉祥还到黑石山吴芳吉墓园祭奠，写诗称赞吴芳吉是“英雄汉”和“铁汉”。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