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在35岁之前一直担任中小学教师，其中从虚龄18岁起，在家乡当了10年的乡村小学教师。10年间，他被时代浪潮推向思想革新的前沿，在传统学术根系与现代思潮冲击之间探索寻觅，以“日知其所亡”的开放心态吸纳新思想，同时以“温故而知新”的定力守护文化根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就读于南京钟英学校的钱穆被迫辍学。1912年春天，经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年仅18岁的他应聘到无锡城外的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

据钱穆本人回忆，1912年初，他独自赴地处水乡的三兼小学校，“舟泊离水渠外半里许”。该校分高初两级两个班，学生共约50人。他主要负责高级班，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多门课程，每周授课时长高达36小时。首次任教，钱穆凭借自身扎实的知识储备，将每一门课都讲授得十分精彩。他在国文课堂上旁征博引，引导学生领略古典文学的魅力；在史地课上生动讲述古今变迁、山川地理，拓宽学生视野。

当了小学老师的钱穆“念自此升学绝望，一意自读书”，于是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物中发现《史记》一书，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便精心钻研，由此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校主秦仲立家藏书丰富，钱穆借阅秦家藏书，接触到西方思想，如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等，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也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

1913年，钱穆离开三兼小学，转入荡口镇（今无锡市锡山区）的私立鸿模学校任教，主要负责高级班的国文与史地课程，每周授课18小时。鸿模学校规模完备，藏书丰富，让他得以广泛涉猎各类书籍。钱穆当时梦想考进北大，因而熟读了夏曾佑编写的北京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在北大讲课时常以此为据。

1914年夏，经同事邀请，钱穆前往梅村镇（今无锡市新吴区）的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仍为18小时。他讲课生动活泼，一次县督学听课，被其精彩讲授打动，事后撰文发表，让他声名渐起。

尽管乡间教书工作繁杂，但钱穆仍坚持读书。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读史书，上下午则读一些闲杂书。其间，他精读了《马氏文通》，并仿照体例撰写了《论语文解》，于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191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来华讲学。他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吸引了钱穆的注意。当年秋，钱穆为进行幼儿教育改革试验，放弃条件较好的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职，毛遂自荐应聘到泰伯市（当时设置的县辖市，今无锡市新吴区）立第一初级小学担任校长。

他在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如在旧学国文之外，增设理化、音体等新学课程；废除体罚，遇事循循善诱；将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天上下午安排全体师生参加体操、歌唱活动，作为每日全校师生的共同必修课；采用白话文自编高年级语文教材，以剧本对话形式让学生上台表演。

在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的教学中，他的生活化作文课教学尤为出彩，对今天也很有启示意义。他曾在《师友杂忆》中介绍，自己告诉学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他让学生静听穿松针而过的松风，感受与平日所闻风声有何不同；让学生排坐楼上廊下看雨，比较黄梅雨与其他雨的不同，然后写出作文。还让学生讲述听闻或目睹的故事，介绍附近的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学生都很踊跃，认为作文是日常人生中一大乐事。半年后，四年级学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且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

担任小学教师期间，钱穆发表了多篇对教育教学思考的文章。从1919年年末起，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研究白话文之两面》《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等文章，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国文该如何教”这一问题。

1921年，当地乡绅筹建泰伯市立图书馆，选定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东面地块作馆址，由钱穆担任筹备主任。1922年元旦，图书馆正式开馆，钱穆担任馆长。据1931年统计，该图书馆藏书6600多册，为无锡四大图书馆之最。

1922年秋，钱穆辞去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馆长之职，到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经同乡施之勉推荐，28岁的他应聘至厦门集美学校，此后8年，先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担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比自己大两岁的顾颉刚推介，北上受聘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从此正式跻身学术界。（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