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看到一张1945年8月10日出版的《大刚报》号外，记载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文是：“本报重庆十日下午八时五十分急电，东京广播日本已接受无条件投降，惟要求保留天皇。”版面上的字体皆为红色。

“至大至刚、愈炸愈奋”

1937年11月9日，《大刚报》在河南郑州创刊。报纸出版半年后，日军越过黄河天险，三面包围郑州，报社全体成员撤到信阳出报。就在此时，国民党方面停止发放经费，命令报纸就地停刊。社长毛健吾和大刚报人义愤填膺，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继续办报。秉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担起挽救国家危亡的责任，朝着理想目标坚定迈进。从此《大刚报》成为民营性质的报纸。

随着日军的侵略扩张，报社被迫迁移到湖南衡阳出版。当时汪精卫跟日寇妥协，双方签订密约，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为此《大刚报》连续发表社论，对卖国投敌的行径严加痛斥，称“汪逆一群毫无人性的兽类”“自绝于国人，自掘坟墓”。还发表多篇社论号召民众抗战到底，“宁为自由国民奋斗以死，决不甘为亡国奴而生”。

1940年，日军飞机空袭衡阳，在两个多月里，报社遭到三次轰炸，房屋倒塌、机器损坏、人员伤亡、疮痍满目。但大刚报人面对日寇的凶残，没有畏缩不前，而是从废墟上站起来，强忍着悲痛和愤慨，紧紧握住手中的笔，认真地审稿编辑，忠诚履行着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当报纸很快恢复出版发行，读者在对开的《大刚报》上看到“至大至刚、愈炸愈奋”八个套红大字时，无不感到激励和振奋，对报人的坚毅不屈给予高度赞赏。

“中国新闻界开始向敌伪反攻的先声”

《大刚报》汇聚了一批心怀理想的报人，其中不乏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杨潮（又名羊枣，著名记者）就是有这两种身份的总编辑，他在主持报纸编辑工作期间，翻译外文电讯，每周撰写社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经打响，他写文章分析，决战结果必然是苏联战胜纳粹德国。文章很有见地，给同盟国中国战区的军民以鼓舞。

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大刚报人走上街头义卖报纸，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部队。还发起捐献10万个救急包的运动，使前线负伤战士得到及时医治。新闻业务方面也不断探索创新，举办国内首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充满信心。创办《大刚报》敌后航空版，委托在华助战的美国空军投放，成为“中国新闻界开始向敌伪反攻的先声”。

1944年夏天，日军继续挥师南犯，国民党军抵御无效，报社随难民潮撤退到广西柳州。随后《大刚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抗战最早的国家，其他同盟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我们却还在温习抗战第一课——疏散、逃难”，实在是惭愧。社论对影响当时战局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进行了充分阐述，引起读者广泛共鸣。跟在国内看到的情形不一样，《大刚报》战地记者发自缅甸前线的通讯，报道了中国远征军配合同盟国作战，大量歼灭日军的事迹，这对鼓舞民心士气起到积极作用。

同年秋天，日军又奔袭而来，报社迁移到贵州贵阳出版。社长毛健吾撰写《实在不能再退了》等一系列社论，痛陈时政、切中要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赞扬大刚报人坚守新闻工作岗位，他说：“《大刚报》是我所最钦佩的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像一支坚强的军队，在艰苦的战斗中转进……始终能保持其完整的阵营……在抗战中间，我们站在新闻战线上的人，是多么需要坚持在岗位上的奋斗精神啊！”

在贵阳的这段时间，《大刚报》的副刊建设很有成就，与进步文化界的联系非常密切，叶圣陶、茅盾、老舍、秦牧、臧克家、艾青等著名作家，都给副刊《阵地》写过不少好作品。女作家葛琴（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夫人）的《逃难记》，以生动笔触描绘了日军暴行与国土沦陷惨状，控诉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励民众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去。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在广大抗日军民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当天《大刚报》发行号外报道这一特大喜讯。从此，大刚报人结束了千里流离的办报生涯，北上武汉践行新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大刚报》成为人民政府批准继续出版的四家民营报纸之一；公私合营后，曾经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王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