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郑振铎寄藏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内的1万余册书籍，被日军炮火“烧得片纸不存”。面对如此浩劫，他毅然留在沦陷区的上海，以抢救民族文献的方式报效国家。他道出这样的心声：“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除了抢救古籍，郑振铎还通过文学创作直接鼓舞抗战士气。1937年10月，他出版了新诗集《战号》。这部诗集收录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共同的题材“只有一个——抗敌！”郑振铎在《献词》中写道：“（这些诗作）托寄着我的悲愤，我的热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诗集中的作品，反复呼吁“沉睡者，起来，起来！”“我们的中国……我们将为你而工作，工作，工作，直到你恢复你的强健与富饶”。

1937年，郑振铎在炮火中耗时10天，将家藏戏曲善本整理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西谛所藏散曲目录》两本目录。他亲笔缮写并付雕版印行，先用朱砂印出“红印本”，再用蓝靛刷印“蓝印本”。这些目录中记录的《酹江集》《柳枝集》等明版插图本戏曲，是他十余年苦心搜集的稀见善本，更是“先民精神所寄”。由于刊印量不足50册，版本学家江澄波认为：“由于流传极少，今后将与宋刊同珍。”这些书目不仅保存了文化记忆，也成为郑振铎在文化抗战中的重要贡献。

1940年1月，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爱国人士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这个组织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开展购书事宜，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寻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寿镛和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共抢救善本古籍3800多种、1.8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接近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总数。（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