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地名不仅是行政区划或地理实体的名称，更是各地方地理、历史、语言等多因素的综合记录，深刻反映了各民族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地名中存在大量合璧词。合璧，本意是指两种事物合并或结合，强调和谐与融合。语言学界一般把构成语素分别来自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双音节合成词称为“合璧词”。这些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凝练出来的合璧地名，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镌刻各族群众经济往来频繁、相互依存的历史烙印。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合璧地名生动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新疆“巴扎街”就是维吾尔语和汉语合璧词，维吾尔语“巴扎”（意为市场）与汉语“街”组成新词汇。在新疆的许多城市，有各式各样的巴扎，如帽子巴扎、牛羊巴扎、美食巴扎等。在陕北高原，有“陈家伙场”“贾家伙场”等以“姓氏+伙场”命名的村落，这源自汉族与蒙古族群众共同开垦土地、合作经营的垦殖模式，见证了各族群众在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共享。位于内蒙古境内的“哈素海”一名同样凝练了蒙古族和汉族智慧——蒙古语“哈拉乌素”（意为黑水）与汉语“海”的结合，映射出各民族对湖泊资源的协同开发。这些地名深深刻印在中华大地上，昭示出各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

展现各族群众共同改造自然、共同生产生活的交融图谱。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改造自然、推动生产、改善生活的过程中，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流内容不断丰富，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历史变迁在合璧地名之中也有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常用“勒勒车”，“勒勒”原是蒙古族牧民吆喝牲口的声音，与汉语“车”组成新词汇，特指草原上古老的交通工具。在云南怒江峡谷，“读究茶场”“恰打电站”等名称，以怒语地理称谓嫁接汉语词汇，记录了怒族与汉族的亲密协作。陕北的“红碱淖”——汉语“红碱”+蒙古语“淖”（意为湖），以及内蒙古的“忽鸡沟”——蒙古语“忽鸡”（意为碱）+汉语“沟”这类地名，则反映了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对盐碱地貌的共性认知与联合开发，折射出生存智慧的交汇。

描绘各族群众嵌入式居住、交错杂居的空间场域。历史证明，各族群众交错杂居的空间分布，推动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大量的合璧地名反映了各民族在嵌入式居住的历史情境中共同繁荣发展的史实。云南怒江的“阿究娃底”，融合怒语“阿究”与傈僳语“娃底”（两个词语的意思均为“坪地”），保留了两个民族的先民在同一片土地上毗邻而居、共享生存空间的印记。大家熟知的“澜沧江”，则是将傣族“百万大象之水”的磅礴意象，融入汉语“江”的命名体系。陕北长城沿线的“乌兰木伦河”等地名，诉说着蒙古族与汉族跨越长城的混居历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阿拉尔村”，将哈萨克语“阿拉尔”（意为两河之间）与汉语行政区划单位“村”组合，生动勾勒出哈萨克族与汉族嵌入式居住图景。

蕴含各族群众语言互融的活态样本。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合璧地名本身即是语言交融的结晶，其构词规律揭示出深层的文化融合。遍观南北，“民族语专名+汉语通名”的命名范式非常普遍：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保留藏语佛教神山的意象，缀以汉语“宫”定位建筑功能，成为汉、藏语言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象征。新疆“喀什噶尔河”凝缩维吾尔语“玉石之地”的诗意，辅以汉语“河”明确地理类别。新疆“达坂城”中的维吾尔语“达坂”，意为“山的脊梁”，此地自汉唐时期起便是军事和交通要塞，后形成了繁华的达坂城。蒙古语“敖包”一词，在陕北一带嵌入表示地形地貌的汉语词汇，形成了“敖包墕”“敖包梁”等地名，成为文化认同的语言标记。

合璧地名以其独特的语言特色，实证了各民族自古以来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这些名称如同镶嵌于中华大地上的史诗，既是过往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活态注脚，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加强对多语言合璧式地名的研究，深入阐释其历史文化内涵。要从地名历史渊源、景观命名的共识性、文化的交融性、嵌入式居住的印证性、语言互融的标本性、生态认知的共鸣性、情感认同的跨时空性等方面，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加大对地名中各族人民共享标识的提炼和转化。要推动地名的历史文化宣传推广工作，通过具象化的传播方式，凝聚各族人民的情感共识，激发各族人民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

（作者：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