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著文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不过在生活中，鲁迅并不拒绝喝咖啡，还不时在咖啡馆会友谈事。

早年在北京，鲁迅就去过咖啡馆。1923年8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晚年在上海，他也多次去咖啡馆，仅1930年上半年，2月16日，“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4月16日，“侍桁来，同往市啜咖啡”；6月5日，“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

1928年8月8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上海咖啡》的“软广告”，文中提到文艺界名人鲁迅、郁达夫等常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鲁迅读后有感而发，写下杂文《革命咖啡店》，文中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文章不乏讽刺意味。

1933年底，鲁迅经内山完造牵线，在北四川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见了从鄂豫皖苏区来到上海的成仿吾。许广平回忆说：“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显然，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咖啡馆会见。

1933年12月20日下午，女作家葛琴与周扬等几位“左联”成员到内山书店拜访鲁迅，鲁迅就约他们去咖啡馆谈了两个小时。葛琴回忆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热烈的鼓励，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从咖啡馆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位青年的老人。”（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