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祐瑄（左）与学生 （受访者供图）

“下定决心去北京的那天，是我生活中最平常的一天。起初，我只是想为人生寻找另一种可能的答案，只是没料到，我与北京的故事会有这么多种可能性，也让我明白，这答案并非一种，但是求解的人，必须是自己。”

2016年8月，北京的盛夏透着燥热，周祐瑄拖着一个行李箱走在街头，身后背着的，是她心爱的大提琴。

这是她第三次来北京，距离上一次仅5个月，而距离第一次已有8年。

这一次，她放弃了在台湾的稳定生活，选择北上，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北漂”，用她自己的话说，“凭着的是一股热情。”

2016年6月之前，她的各项工作都还未停，但去北京试试看的想法一直在脑海中萦绕。“我不确定这选择到底好不好，因为与多数人因工作机会或求学赴京不同，我彻底放弃了在台湾的事业，没做太多准备就来了。”

但了解周祐瑄的人都知道，这个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她思忖良久的一次追梦，北京是她对音乐教育探寻的“桃花源”。在这里，她期待遇见从未想象过的人生。

向“北”而行

周祐瑄并非出生于音乐世家，但家里兄妹三人都在父母的规划下进了学校的音乐班。作为一名“80后”，周祐瑄赶上了台湾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众多音乐行业老师从国外学成归台任教，有关部门也会对音乐班提供各项补助，台湾音乐产业正值上行阶段。

最初学大提琴的原因也很简单。“父母觉得大提琴在未来好就业，可以选择去西乐的交响乐团，还可以选择去民乐的民族管弦乐团，且这条路少有人走，值得试一试。”

后来，周祐瑄顺利考入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大提琴专业就读本科。毕业那年，她不仅考进了职业乐团当演奏员，还成为中小学学校社团的大提琴授课讲师。

一边演出，一边教学生。在周祐瑄看来，这已经是一名音乐生最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

但每个故事的开始，都有一些奇妙的际遇。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祐瑄认识了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攻读打击乐硕士学位的刘锐。“隔着屏幕，刘锐总会讲起北京音乐圈的事情。”在刘锐的描绘中，周祐瑄感觉北京的音乐氛围与台湾像是两回事，“总觉得他一讲到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音乐教学法和未来规划时眼睛是会发光的。”这令周祐瑄感到好奇与向往。

彼时的她生活稳定在“两点一线”，身边的人都在追求一份安稳的工作，但看到同龄的刘锐一毕业就游走在各地的交响乐厅与校园舞台，致力于音乐教育资源的普及。“想去北京看看”这个念头就这么蹦出来，周祐瑄为此感到兴奋。

之前，她不是没去过北京。2008年，正读初二的周祐瑄曾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过民乐比赛，那时演奏的是柳琴。但行程短暂，她对北京的印象一点也不深刻。“2016年3月再来北京，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

回到台湾，北京成了周祐瑄心里的“桃花源”，她开始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那时我总觉得生活‘卡’住了，非常想去外面闯闯看。但我爸当时反问我，‘北京那么多人，你有什么优势能让人家选择你？’”

好在另一位在大陆工作过的女性长辈给了她不一样的鼓励：“台湾年轻人应该去大陆看看，不要害怕失败，在探索与挑战中才能有所成长。”

5个月后，周祐瑄带着她的大提琴来到北京，拥抱一段崭新的生活。那时的她对自己、对北京，都充满了信心。

第一位台湾学生

2016年到2018年，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如意。工作的机会不似想象中那般多，只有几位台湾朋友给周祐瑄介绍的两三位学生。没有工作时，她就在家里练琴、看书，偶尔一个人逛胡同。虽然对北京越来越熟悉，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位置。

“我渐渐发现，在北京，台湾老师的身份优势正慢慢褪去。过去北京的台湾音乐老师少，大家觉得新鲜，可我来的时候，这种优势已经退却。北方家长的需求在变化，他们需要更直接、更精准的教学规划，这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周祐瑄说。

收入不稳定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但这段独自扛压的经历，也让她收获了在台湾从未有过的历练。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暂时放下大提琴，去便利店打零工，一个月赚七八百块补贴生活，房租则全依赖以前在台湾的积蓄支撑。

父亲忍不住劝她“不行就回来”，可周祐瑄仍有一股倔劲，“我觉得我没有在这边做出一些成绩，我还不想回去。”

最后父亲建议，“如果真想留在北京，不然就考研究生试试看。最后再给你半年时间，如果考上了就继续读书，没考上就回台湾工作。”

听从父亲的建议，且本身对音乐教学更有兴趣的周祐瑄，在2018年开始着手备考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然而，备考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由于身边没人了解该学院，填“指导教授”一栏时，只能靠搜索学院信息，看到院长高建进的名字后，便怀着试一试的心态郑重填上了。

笔试环节同样充满挑战。西洋音乐史、中国音乐史、音乐听辨（听音乐识别作者及作品）等科目，大陆的考核体系与台湾地区截然不同。“几乎没有台湾人报考央音的音乐教育专业，连可参考的经验都找不到。”

笔试之后的面试，留给周祐瑄准备的时间更短。不过，一段参与教育戏剧的经历成了她的“加分项”：一年前，凭借音乐专业功底与教学经验，经台湾好友、北京舞蹈学院陈萦宣老师引荐，她获聘北舞教育戏剧项目合唱教学。听完这段经历，面试老师问她“能否现场编创曲子”时，周祐瑄凭借扎实的创作能力与稳健的临场反应，顺利完成了编创展示。

带着几分懵懵懂懂，周祐瑄顺利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成为该专业录取的第一位台湾学生。当初抱着“试一试”心态填写的高教授，最终成了她的研究生导师——“高老师不仅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拓展了我的学术格局，更以长辈般的淳厚关怀给予我成长支撑，是我求学生涯中的重要恩师。”

用音乐温暖 “星星的孩子”

研究生三年，对周祐瑄而言，是音乐教育理念革新的关键时期。

1999年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倡导“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借鉴国际三大音乐教学法，建立了“素质型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致力于让学生体验音乐真善美，实现音乐教育让人更美好的愿景。通过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学习，周祐瑄对音乐教学的认知不断拓展，“我在学校收获很多，接触并积累了大量民歌素材，对音乐教学的理念也变得更‘接地气’，不再局限于专业技能的训练，更注重综合素养与审美能力，关注音乐对人的情感滋养与能力激发。”

2021年硕士毕业后，周祐瑄重返大提琴教学，并怀揣着对音乐教育的热忱，投身到更有温度的公益事业中——应好友陈萦宣的邀请，她加入北京舞蹈学院孤独症儿童舞动治疗项目，负责音乐板块。该项目首个实验基地落地沈阳，与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合作，为孤独症儿童打造舞动治疗空间。

从那时起，周祐瑄的生活里多了一份牵挂。她每隔数月赴沈阳授课，并通过线上与团队保持沟通。初接触时，孩子们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在互动中给予的回应往往是抗拒，甚至出现攻击行为，教学进度也比普通课堂缓慢，一节课内容常需一个月的反复引导。尽管如此，她始终耐心坚持。

2024年，该项目与北京健翔学校合作，周祐瑄全程参与，见证了孩子们的积极变化：一个四年级的男孩，从不敢上台到主动表达，更多的孩子从沉默到以微笑、点头回应老师。学生们的点滴进步，让她感受到付出的温暖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舞动治疗帮助孩子提升社会适应能力，逐步培养自主学习与生活技能，为他们营造更包容、更温暖的成长环境。很多孩子在干预中取得进步，每一点改变都弥足珍贵，我们会一直坚持，帮助每一个需要支持的孩子。”周祐瑄说。

暑假期间，周祐瑄带领学生参加了上海凡响国际音乐夏令营，在这场跨越地域的艺术对话中，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浸润于开放包容的音乐氛围，开阔了艺术视野。在周祐瑄看来，音乐教育本身，正是体验式教育理念最鲜活的承载形式，既需要沉浸式体验的点滴积累，也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持续沉淀。

如今的周祐瑄，身影活跃在多个领域：大提琴课堂上，她把习得的“素质型音乐教育新体系”与台湾教学经验结合，让“玩中学”从理念化为实践；课堂之外，她会投身两岸音乐交流会，参与音乐治疗公益演出，让指尖流转的琴音，化作抚慰心灵的力量。

从宝岛到北京，周祐瑄始终坚持着对音乐教育的执着。无论是为孤独症儿童带去音乐抚慰，还是为两岸音乐交流搭建桥梁，她热情不减，信念笃定。“未来，我希望继续探索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的无限可能！”（本报记者 王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