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婚姻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和社会稳定。“十四五”时期，我国围绕婚俗改革持续发力。

九月二十九日，中铁二十局在江苏苏州甪直古镇举办“姑苏缔良缘 携手向未来”青年职工集体婚礼。二十六对新人身着传统婚服，共读婚书，喜结连理。图为新人乘船游览甪直古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聚焦农村婚俗领域痛点精准施策。经过持续推进，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群众在婚丧嫁娶中的彩礼等支出负担显著减轻，专项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率先确定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打造婚俗改革“标杆样本”。与此同时，民政部积极支持各地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整合社会资源，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介绍，“十四五”期间，高价彩礼治理更加注重精准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手段，鼓励各地结合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探索区域特色治理模式。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加大经济扶持力度，提高村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减轻彩礼负担；对于彩礼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发挥村（居）委会、基层党组织或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强化监管，逐步移风易俗。“尽管当代婚俗新风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要实现婚俗的全面革新与健康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婚俗改革，尤其是在治理方式和方法上进行创新。”马东平说。

如何进一步深化婚俗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何蓉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的最小共同体。当前婚俗改革的关键，是让家庭承载情感共鸣、积极伦理观，实现对个体需求的尊重，让其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婚俗改革需要明确‘什么是婚俗陋习’‘什么是合理的家庭选择’，要跳出批判陈规陋习的单一框架，更多关注家庭功能的正向构建。”她提到，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不仅在于经济保障，而且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变化，也要求婚俗改革同步升级，围绕“如何让婚姻更有质量”展开。

同时，何蓉表示，婚俗改革应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推动婚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要深入挖掘传统婚俗中的优秀文化元素，如诚信、和睦、尊老爱幼等，将其与现代婚俗观念相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婚俗文化。

为进一步发挥婚姻辅导对家庭建设的支撑作用，何蓉建议，要进一步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力量或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传统“集体讲座”式婚前辅导升级为“一对一专属辅导”，围绕婚姻中育儿分工等易产生矛盾的关键议题，为新人提供定制化沟通技巧指导，让辅导内容更贴合需求；创新婚姻辅导服务形式，采用动漫短片、婚姻“通关游戏”等生动有趣的形式开展辅导，通过场景化、互动式的内容设计，让新人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婚姻经营知识，切实提升辅导的参与度与效果；推动婚姻辅导从“婚前单次服务”向“全周期长期支持”延伸，搭建婚姻家庭长期咨询体系，为处于不同婚姻阶段的夫妻提供“第三方中立支持”，帮助家庭及时疏导矛盾、化解困扰，为婚姻幸福与家庭稳定持续保驾护航。

此外，何蓉建议，还应充分尊重年轻人的自主选择权，发挥年轻人在婚俗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年轻人是婚俗新风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对婚俗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婚俗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年轻人的意见与建议，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婚俗创新实践。

马东平则表示，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应通过多种渠道，如电视、网络、公益广告、社区宣传等，广泛宣传文明健康的婚俗观念，倡导理性婚恋、简约婚礼的理念。同时，可挖掘和宣传优秀的婚俗新风案例，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婚俗新风。

马东平在长期调研高价彩礼问题时发现，高价彩礼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需要制度约束、文化引导、群众参与相结合的系统工程。高价彩礼本质是经济行为、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交织的复杂问题，对其进行治理需要的不仅是“更多主体参与”，更重要的是让已有主体的联动形成多元主体的机制化合作。

“在治理高价彩礼方面，将协商式民主应用于治理高价彩礼，是推动移风易俗、实现社会善治的精准且有效的方法。高价彩礼问题看似是家庭私事，但其根源复杂，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简单的行政命令，如‘限高令’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引发隐性交易，无法改变人们内心的观念。”马东平表示，高价彩礼问题涉及男方家庭（经济压力）、女方家庭（面子、保障、补偿心理）、年轻男女（爱情与自由）、社区（风气与攀比）等多方主体，利益和诉求各不相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观念上的“软着陆”而非“硬切割”。面对这些观念的、多元主题和多方诉求的复杂社会问题，协商式民主赋予多元以主体性，在对话中，各方能更深入地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担忧，打破信息隔阂与偏见，通过协商达成的共识，如村规民约，比外部强加的规则更具合法性、更易被遵守。并且这是一个缓慢但根基牢固的过程，是一种新时代文明风尚的教育和传播，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一个高价彩礼的数字，而是在社区内部重建一种关于婚姻、家庭和幸福的健康共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此外，马东平建议，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建立“婚俗调解员﹢法律顾问”机制，组建“乡贤调解队”化解彩礼纠纷，设立“彩礼纠纷专项法律援助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对因婚致贫家庭给予临时救助，建立“彩礼治理风险基金”用于突发困难家庭的过渡性帮扶，给残疾、孤寡老人家庭提供免费婚丧服务。另一方面，全面激活基层组织“神经末梢”，各村通过“选优配强骨干﹢赋权明责”提升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执行力，明确理事会与村委会的协同机制。（记者 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