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时，雷海宗任教的清华大学已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商议南迁。同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他便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迁之路。雷海宗后来回忆：“那一刻明白，个人史与民族史从此合辙。”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雷海宗先生

“炮弹壳里长出的玫瑰”

1938年2月寒假时，雷海宗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赴汉口探望老母，在《扫荡报》的小楼上写下《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回到长沙后，学校已决定再迁昆明，他乘坐卡车踏上湘黔滇公路。

1938年4月28日，车队抵昆明，他跳下卡车，第一句话是：“总算到了可以写第三周文化的地方了。”此前，在清华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说”。

他并未独守书斋，而是积极利用公共平台发声。他成为《云南日报》“星期论文”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继续就时事、历史和文化发表一系列文章，用历史知识激励民众坚持抗战、反思文化，践行了他“学术介入时代”的理念。

1940年春，他与林同济、陈铨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油印机是借来的，纸是土纸，印出的字迹常常模糊，却喊出“尚力”“尚武”的时代强音。刊物被查禁后，他又在重庆《大公报》的《战国》副刊上，每周写一篇时评，从太平洋战局谈到战后波兰前途，被誉为“炮弹壳里长出的玫瑰”。

在昆明期间，他将其主要论文辑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该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系统阐述他的文化形态史观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独特的见解，成为其代表作。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发表

1938年2月，长江水冷如铁，日机已在汉口上空盘旋。报童用冻得通红的手举着油墨未干的《扫荡报》（汉口版），头版便是雷海宗的文章《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当时，武汉会战即将爆发，山河飘摇，中国大地笼罩在抗战烽烟之中。“亡国论”与“速胜论”正相持不下，而雷海宗以五千年文明史为坐标，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中国必胜。

文章的开篇就似一声断喝：此次抗战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这不是修辞，而是雷海宗坐几十年冷板凳换来的判断。192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时，曾提出：所有古文明只有一次生命周期，而中国居然出现了“第二周”。此刻他把这条曲线从书斋带到战火中，告诉惶惶不安的国人：我们正处在第二周末端，只要捱过去，就能开启第三周。

为了让人听得懂，他把高深的“文化周期论”翻译成街谈巷议的大白话。他说，埃及、巴比伦死过一次就爬不起来，是因为“骨头老了”；中国却在中原衰老时，把血脉悄悄移到南方。晋人过江、宋人南渡，一路淘汰羸弱，留下强悍基因，于是珠江、长江终于反超黄河。这条漫长的南进之路，被他用“两千年的元气暗移”一笔写尽。读者未必知道统计数字，但谁都能听懂“元气”二字。

雷海宗并不讳言眼前的狼狈。他冷眼看后方：“前方将士在泥泞里挖战壕，后方老爷却在码头抢船票”；他挖苦那些“平日自诩甚高、警报一响就飞跑”的人，说“若照后方的标准，我们只配有纪律不佳的军队”。这是他南下一路上目睹“后方慌张”与“前方血战”之间尖锐对照得出的体会。

不过，他也看见了希望：湘黔公路上，穿草鞋的战士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开往前线；昆明街头的南洋机工把最后一只轮胎卸下送往滇缅公路；茶馆里，不识字的老人听人读报，听到台儿庄大捷时齐声叫好。雷海宗把这些景象收进眼底，然后在文章里告诉大家：募兵而成的中国军队竟能与征兵制的列强军队比肩，“这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

1938年12月，雷海宗又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把这两篇文字合起来读，才能听见完整的思路：前一篇论证“抗战必胜”，后一篇勾勒“建国必成”；前一篇写“第二周末的淝水”，后一篇写“第三周开幕的钟声”。淝水之战若败，东晋便无江南可退；今日若败，则再无后方可退。但正因退无可退，五千年积蓄的元气才会一次次爆发。于是，最悲观的时刻反而孕育出他最乐观的结论——“第三周文化必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校园，雷海宗正在讲《罗马衰亡史》。他放下粉笔，只说了一句话：“诸位，我们刚刚见证了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

把“此刻”放进“长时段”

雷海宗通过比较文明史指出：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3000年，公元前300年左右被希腊征服，渐渐希腊化；巴比伦文化的寿命与埃及相同，也同时被希腊征服，后来又阿拉伯化；希腊罗马文化的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2000年。唯独中国，“由夏商之际到今日，将近4000年，仍然健在”。

他发现中国文化复兴的秘诀在于“返老还童”的能力。其他文化一番衰老后就死去，而中国在秦汉统一大帝国之后，虽也经过三国六朝的短期削弱，但后来却又复兴。“中国文化前后有过两周，其他文化都只有第一周绝无第二周，都是一衰而不能复振。”这是雷海宗的第一大论证，中国文化自有长寿基因。

由此，雷海宗提出了独具创见的“中国文化二周说”将抗战比作“第二周末的淝水战争”。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保全了南方根据地，为中国文化赢得了续命发展的机会。而抗战则是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次抗战是我们第二周末的淝水战争，甚至可说比淝水战争尤为严重。”

他认为，胜负之间，不仅决定国家存亡，更决定“第三周文化”能否顺利揭幕。“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

重读《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位史家的学术创见，更是一种把个人命运与民族盛衰紧紧绑在一起的生命姿态。雷海宗用五千年的长时段给当时的中国“壮胆”，也用辛辣的现世观察给国人“治病”。他提醒我们：危机不是句号，而是破折号；文化不是古董，而是随时随地可以重启的生命力。（孟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