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战场一再失利后，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细菌战，严重威胁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各民主党派迅速参与调查取证，为揭露美军罪行、争取国际支持、阻止美国持续进行细菌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4月22日至29日，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沈钧儒在布达佩斯作揭露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罪行的报告。

严厉谴责：

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尊严的极端侮辱

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并严正谴责，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各民主党派抗议侵朝美军撒布细菌》。3月8日，各民主党派又联合发表《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呼吁全世界人民声讨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空前残暴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将近两年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中遭受到惨重打击，被迫接受停战谈判以来已经8个多月了，它今天不仅毫无悔祸的念头，仍然百般无赖地阻挠停战谈判，并且变本加厉地悍然蹂躏国际公约，与人类正义为敌，而犯下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暴行，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全力拥护周恩来部长2月24日及3月8日前后两次严正声明。我们为了维护人类正义、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保障自己和人类的安全，对于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侵略者，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中国各民主党派特向全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内）及所有为和平而奋斗的组织，发出庄严的号召：美国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是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是人类尊严的极端污辱。昨天落在朝鲜和平人民头上的灾难，今天已经落到中国和平人民头上了。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如不立即加以有效的制止，同样的灾难，明天必将落到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为了人类的尊严，为了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奋起，对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致声讨，并对细菌战犯们加以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人民的控诉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声援。3月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法国巴黎就细菌战发表观点：“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它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约里奥愤怒疾呼，必须斥责这种罪行。

3月12日，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长拉斐德致电答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已将要求世界和平理事会制止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罪行的电文，附同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抗议书转达各国和平委员会。

搜集罪证：

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

国际上是严格禁止在战争中发动细菌战的。中国人民的抗议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正义之士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委托由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巴西和中国的9名法学教授、律师和法官组成调查团，于3月3日至3月19日赴朝鲜调查美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14日，周恩来电告东北防疫委员会、中朝联合司令部防疫委员会：由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率领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将于15日由北京出发，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民革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任东北分团团长，3月15日至31日，他率团赴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宽甸等地调查，接触到许多人证物证，通过调查和专家座谈等方式搜集了大量可靠证据。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代理会长彭泽民不顾75岁高龄亲赴东北调查。起初，调查团人员只限于在美军投下细菌的地点对证人进行事后调查，一些团员因找不到实物罪证产生焦虑情绪。彭泽民鼓励随行人员耐心调查，让他们坚信能找到更多证据。3月20日，由昆虫学家刘崇乐率领的调查小组终于在宽甸县发现一枚美军投下的椭圆形细菌弹残骸，该证据被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认收录在报告书里。

为收集更多罪证，彭泽民与众多证人深入交谈，发表演说痛斥敌人细菌战罪行，还徒步往返现场进行实地观察。他在安东镇江山附近调查时，因劳累过度病倒，经检查其患上肺痈症，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台盟盟员、细菌学家谢知母参加了调查团工作。谢知母曾留学日本，对细菌战他既气愤又害怕。气愤的是美军竟然使用细菌武器杀人。怕的是万一与日本细菌战罪犯沾上边，说不清，被人怀疑怎么办？倘若组织上质疑他的履历怎么办？志愿军卫生部领导做谢知母的思想工作，使其终于放下包袱，解除顾虑，积极开展分析研究工作。因谢知母在查清和揭露美帝发动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中积极有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副秘书长、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方亮担任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检验队副队长。据当年《人民日报》专栏文章记录，志愿军卫生员葛权书在扑灭美空军投掷的跳蚤、老鼠时，不幸染病牺牲。卫生队将其心血标本送志愿防疫检验队，细菌学家陈文贵和方亮对其进行细菌培养、接种试验后，证实了鼠疫杆菌的存在。为解开病菌的种类及来源，检验队员们日夜奋战，最终查明了美军撒下的昆虫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共10多种。

方亮曾致信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许主席：我社诞生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我在反细菌战的最前线某地热烈地庆祝‘九三’这一国际民主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日，遥想社内一定也在热烈地举行着盛大的庆祝会呢！”“我在前方遇见了直接或间接参加反细菌战工作的3位社员同志，记者孙承佩和专家严仁英、吴在东，会谈之下，感到兴奋愉快。”“我在这里和同我一道工作的专家们都抱着这样的精神，要坚决地打垮敌人的细菌战之后才回国。”

揭批暴行：

将美军细菌战罪行公之于世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访问了150多名人证，询问投过细菌弹的美军俘虏，勘验了1165件物证，分别进行了录音、拍照、拍摄，从事实和学理上形成揭露美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报告。与此前“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有理有据地揭露了美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4月3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报告会。陈其瑗在会上报告了调查结果：一、美帝国主义派遣飞机大批地经常地侵入我国领空，构成侵略行为；二、美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在我国东北领土散布大量带菌毒虫和毒物，构成违反国际公法的残杀人类的滔天罪行。陈其瑗还盛赞东北人民强大的防疫力量：“伟大的人民群众的决心和智慧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彭泽民、周建人（著名生物学家，时任民进中央理事会副主席）以亲身观察体验指出：美帝国主义下了这样的毒手，用细菌武器来对付我们，这决不能挽救其必败的命运。人民的觉悟和力量将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更大的打击。

4月25日，《关于美国在朝鲜撒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公开发表，公布了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大量证据。报告书共七章，分别为：美国侵略者散布昆虫及其它动物与物品的证据；美国侵略者散布鼠疫杆菌的证据；美国侵略者散布霍乱弧菌的证据；美国侵略者散布其它消化系统传染病病菌的证据；美国侵略者散布炭疽杆菌的证据；美国侵略者散布毒害农作物的带菌树叶及豆荚的证据；美军俘虏及空降特务的供词。

报告书指出：美国侵略者散布病菌和病毒的各种事实，俱有在场目睹的人证及当场收集的物证。迄3月31日止，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侵略者散布昆虫、动物及其它物品的次数达804次，面积达朝鲜70个郡市。

《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撒播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指出：在过去半个月之内，我们在沈阳、安东、宽甸、抚顺地区的21个曾经发现美国飞机撒下带有病菌和病毒的昆虫及其它毒物的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访问，搜集了各种证物，听取了当地政府和人民关于美国飞机投掷细菌毒虫情况的陈述，并察看了当地卫生防疫检验机构的检查结果。实地访问和勘察所得的大量人证物证，充分地证实了美国飞机在我国东北地区大量投掷含有病菌和病毒的各种昆虫和其它物体的罪行。

各民主党派纷纷在国内外媒体和重要场合痛斥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4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钧儒作了《关于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报告和建议》，他指出：美国政府在侵朝战争遭受惨败、无路可走的时候，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争，随后又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连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这种非法行动，虽然迅即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警告，但是直到现在，美国政府不但未将其停止，而且还在继续加以扩大。建议理事会全力支持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揭露美国政府严重违反国际公法和屠杀人类的罪行，把罪行真相公诸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并惩办细菌武器的使用者。

5月6日，彭泽民发表书面谈话：“本年4月初，我们‘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完成了实地的调查任务，回到人民首都的时候，我曾以一个见证人的资格，把我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亲眼所见和调查所得的事实，简要地告诉了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我曾郑重地申言美国侵略者是细菌战的罪魁。今天，我再一次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美国侵略者是细菌战的发动者，是人类正义和文明的刽子手！”

彭泽民还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协会控诉美国违反其参加签字的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公约，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试验细菌武器，抗议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严重抗议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战地记者孙承佩奔赴朝鲜前线采访报道，4月24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无可辩驳的罪证——平壤市美制霍乱调查记》，深刻揭露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侵略军队使用凶残野蛮的细菌武器，杀害无辜的朝鲜百姓，并表示人类必须坚决制止细菌战，严厉惩办细菌战犯。4月26日，孙承佩又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家在反细菌战线上——记中国人民志愿防疫检验队》，介绍了中国人民志愿防疫检验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凭借高超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工作积极性，配合人民志愿军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1951年7月，孙承佩（右二）在朝鲜开城与中外记者团部分成员合影，当时他的身份是《光明日报》特派记者。

有力反击：

协助国际组织开展公正权威科学调查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获取了典型案例及众多证词，查看了细菌学、昆虫学、病理学、脑系病学等医学专家的检验鉴定结果。基于调查事实，调查团于3月31日发布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但美方以“这些人士都不是科学家，没有能力辨别证据的真假”为由，予以否认。

对于中国调查团的专业调查结果，美方又以中朝两国的检验结果具有政治倾向性矢口否认。

对此，3月29日，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奥斯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与朝鲜代表在会上出示了有关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和文件，强烈请求大会组织一个由独立、公正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和朝鲜调查。

经过不懈努力，世界和平理事会接受了建议，4月2日通过题为“反对细菌战”的报告，并决定组织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调查细菌战事实。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医学博士安德琳、法国动物生理学及生物学家马戴尔、英国科学博士李约瑟、意大利医学博士欧利佛、巴西医学博士贝索亚、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柯夫等7国知名科学家组成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以西方国家为主，在政治立场上不会有偏向共产党、偏向中国朝鲜之嫌。

应国际科学委员会要求，中方成立招待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周恩来亲自审阅圈定了钟惠澜、吴在东、方纲、朱弘复、严仁英、杨士达6名专家联络员。其中3位是九三学社社员：著名昆虫学家朱弘复博士（时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军事病理学奠基人吴在东博士（时任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兼主任），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博士（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担任调查组英文翻译）。

专家联络员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造诣，还要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工作期间，专家联络员陪同委员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做调查验证；向委员介绍自己或其他专家经过调查验证后所得到的确凿证据；客观公正地回答委员们提出的各种质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朱弘复去防空洞外面上厕所，当他刚离开厕所三四米远时，只听一声巨响，厕所被炸毁；吴在东到距离防空洞10多米远的平房取资料，刚离开平房不到3分钟，一枚炸弹从天而降，顷刻间平房沦为一片废墟；严仁英在调查途中多次经历翻车和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她曾对长子王梦凯说，敌机轰炸得很厉害，天摇地动的，等轰炸过后，他们在防空洞里是安全的，门口站岗的卫士就在轰炸中牺牲。

1952年8月31日，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认定，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

此外，民盟盟员、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时任沈阳农学院植物病理学教授兼副院长）与其他专家联合为《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提供了附件十（甲）《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投掷带菌植物体的报告》。

为保证调查的公平公正，委员会会议主席由6人轮流担任，且其余几人有绝对的质疑和监督权。用委员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责任之重大，尽力摆脱先入之见，以最高度的客观态度，遵循他们所知道的严格的科学原则，从事调查”，“委员们都使他们自己警惕着，不受任何政治的、伦理的或感情的影响”。

在中国专家们的协助下，两个月的走访调查期间，委员们询问人证，视察现场，检查物证并亲自试验，“将许多事情联系起来，使之首尾连贯，彼此能够印证，而构成一个有证有据的案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完成了《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调查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报告书充分证实：“中国东北和朝鲜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报告还提到：“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随着事实真相的陆续披露，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国际学生联合会等世界性民主民生组织发表声明，苏联、法国（包括美国）等13个国家的民众举行群众集会或发表声明，坚决抗议和严正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冬，在强大国际舆论和中朝人民的科学防疫行动下，细菌战未能动摇抗美援朝战局，反细菌战取得胜利，也见证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国家危机面前的担当与力量。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