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古典文学犹如一朵葳蕤绽放的永恒之花，始终散发着无与伦比的独特芳香，浸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植根中华文明，激发古典文学创新创造活力，则为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相衔接提供更好滋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以古典文学为重要载体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面向“十五五”应如何更好发展？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傅道彬。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学术家园：近年来您多次强调中国文学的“日新”精神。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给古典文学研究带来哪些新的挑战与机遇？《“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中华文化典籍全媒体传播，对此您有怎样的思考？

傅道彬：“日新”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具体表现。中国古典哲学的“通变”思想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理论支撑，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日新”精神。商汤《盘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中的“新造邦”“作新民”、《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构成了“日新”精神的系统表达。“日新”频频出现在刘勰《文心雕龙》的著作里，如“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成为文学创新思想的经典表述。

中国文化的通变哲学和“日新”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只有时时保持旺盛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的创造精神，才能不断发展，赢得未来。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一方面要坚守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历史传统，一方面又要将中国文化放置到世界性的整体环境中，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性、现代性的沟通融合。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面对历史、面对传统的，但这种面对也是现代化语境中的面对，是世界性的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科学方法和发展机遇。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学术研究的文献搜集变得高效便捷，这极大扩展了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学术证明和考证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一个学者如果不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几乎无法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手段可以替代学术的切身体验，对经典的记诵、涵泳，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仍然不容忽视。如果学术研究过度技术化、电子化，看似材料丰富，却往往表现出工具化的特征，有过度的“电脑味”和“AI味”，而缺少了应有的情感温度和思想力量，这一点应引起特别注意。古典文学研究的根本还是在历史传统的精神接续中激活经典的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典籍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典籍传播是古典文明传播的主要手段。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传播形式有了革命性变化，文明传播也进入全媒体传播阶段。这就要求古典文学的传播手段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不将典籍传播局限在狭隘的纸质范围里，而采取多种科技手段实现现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全媒体手段的介入，必将促进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

学术家园：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做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应该做些什么？按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面向“十五五”，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思路？

傅道彬：古典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成果之一，中国文学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思想主题、富有韵律的辞章形式、温婉蕴藉的审美意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因此，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回到历史现场、接续传统，更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实现古典文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典文学的学科和学术发展，面临着比较艰难的现实：这不仅因为古典文学历史久远、学科古老，也因为古典文学怎样走向现代，是一个古今沟通的复杂的理论问题。

古典学是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古典学历史悠久、涵盖广泛，以夏商周三代之学为最高成就。夏商周三代是典范的古典文明形态，三代之学以夏商周的历史发生、器物演进、制度变化、经典书写、文化兴盛、哲学突破为研究对象，其本质上是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本质也是通过考据研究到达历史现场，恢复一种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古典精神。比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提出了“以复古为解放”的理论主张，即从复古的立场出发，实现精神解放的目的，复古是手段，解放才是本质。

建构具有新时代气象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

学术家园：您曾谈到文学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从这一角度而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应如何做好文学连续性的深入挖掘与研究阐释？

傅道彬：“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连续性的中华文明形态决定了连续性的学术传统，没有了学术的连续也就没有了文明的连续。中国古典学术的“接着讲”传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表现。“接着讲”的理论最初是由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提出的，“接着讲”不仅仅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中国文学也有一个“接着讲”的理论问题。中国文学的“接着讲”一方面要继承先贤的学术成果，总结前辈的学术经验，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接续和对话；另一方面是开辟未来，以创新的精神开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建构起具有新时代气象的独具风格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

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但是回忆历史并不是回到历史，古典文学的研究批评总是从现实生活和现代语境出发的，必须将“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学，而这几年我也经常介入现代文学理论和文艺现象的研究和批评。比如2020年我发表长篇论文《点亮英雄主义的文学之灯》呼唤新时代英雄主义的文学精神，2021年发表论文《新生代文艺的“缺席”与“在场”》，分析新生代文艺从工具革命到思想革命的现象，倡导青年文艺批评家的“出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命题相适应，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也有一个“中国式”和“现代化”的问题。我在2023年发表的《文学批评的“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一文中认为，中国式学术话语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总结与传承性的知识体系、始于“小学”的考证方法和短章札记式的学术表达，是“中国式”学术的基本特征。根据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理论，一定要将“中国式”文学批评的话语构建放到时代性、现代性、世界性的语境里，具有“世界的目光”。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将历史概念转化成现代语汇，这样古典文学才有生命力。

学术家园：“十四五”规划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您所了解，5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就？

傅道彬：“中国式”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一直是广大人文研究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中国式”学术话语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从中国学术传统出发，即坚守中国学术的民族立场和学术传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学术在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中也形成了知识的总结性、贯通性、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和非体系化的短章札记的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二是世界目光的学术背景。“中国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相对于“世界性”而言的，因此中国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也意味着中国学术的本位立场和世界目光的有机融合。

在我看来，5年来中国学术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有了突出成就，其中“两个结合”的理论提出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给人以深刻的影响。“两个结合”的理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主要原因，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学术话语建设的主要成就。

可能因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十四五”期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我印象深刻，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学术话语建设的历史高度。中华文明发源的早期历史逐渐显现出清晰明朗的面貌，这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与中华文明探源相呼应的是，对早期中国文学原始发生、文献整理、书写形式和历史高度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可以说早期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有机组成。近5年来，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书写方式的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为后世文学开辟了道路。

学术家园：您近期有哪些学术规划？

傅道彬：今年刚完成了一部关于春秋时代文学研究的著作，30多万字。春秋时代处于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新体文言的语言形式、“《春秋》笔法”的文学超越、“变风变雅”的情感表现以及世俗生活的全面书写为标志，反映出春秋文学的革命性变化。这部书稿从2000年动笔，前后用了25年的时间。除此，目前还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古典学与早期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经过课题组成员的积极努力，已经出版多种著作、发表数十篇论文。

文明对话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学术家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谈到，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中国古典文学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提供了哪些助力？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

傅道彬：讲好中国故事，目的是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在世界性语境中的中国立场、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也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文明的传播是相互了解、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不仅有让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也有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

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应当建立在承认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差异性不是对立的借口，而是交流和对话的前提。《国语·郑语》中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念颇有启示意义，“和实生物”的理念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融合会产生新的事物新的生命。正如不同的乐音会产生优美的旋律，不同的色彩会产生美丽的图画。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对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我们进行文明对话的基本前提。

文学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中具有特殊意义。梁启超说：“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也是最容易被世界接受的文化形式之一。中国古代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蕴含，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了解中国文学和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时代使命。我们不仅要潜心学术，挖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深刻蕴含，还应讲好中国故事，担当宣扬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责任。（记者 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