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既以《诗经·大雅》“作育新民”为宗旨，也有继承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革命精神之意，其报头三字是从孙中山遗墨中摹写、制成的。抗战时期，《新民报》以民营报纸的独特定位，在压力下为民请命、在烽火中辗转求生、为抗战鼓与呼，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在重庆复刊的《新民报》

为抗战鼓与呼，大得人心

草创时期的《新民报》，得到四川军阀刘湘资助的缘故，是一份在南京出版而又有浓厚的四川地方色彩的小报，发行量只有2000份，其中大部分还是赠阅。当时报社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有时甚至需要借助报社经营的“第三产业”——一家名为“川香远”的四川泡菜铺来支钱、应急。为了推销报纸，报社创始人、社长陈铭德还需要和编辑吴竹似、刘正华到夫子庙茶馆扮演“忠实读者”的角色，在人堆里争购《新民报》，并乘机向周围的人宣传这张报纸如何如何好看，言论如何如何公正。陈铭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不免慨叹：“机器等纸开印，伙房等米下锅，这样的日子是常有的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新民报社第二天中午得到消息，当时编辑部同仁正在总编辑张友鸾家用餐。听到消息，大家扔下碗筷立刻到报社赶出“号外”。9月20日，《新民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出：“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均被占领，我军毫未抵抗，完全缴械。”同时社论指出“东北全非我有，国亡无日，请对日宣战”“我不以武力夺回，日本决不还我”。此后几天，《新民报》又对“驱日前线敢死队”“中国青年舍身抗日团”“抗日义勇铁血军”等抗日爱国活动作了大量报道，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

1932年1月17日，《新民报》发表社论《请对日绝交》：“不绝交只有屈服……革命政府不当不革命。”1月18日，在社论《对日绝交与应战之准备》中进一步指出：“绝交非‘拼’而是‘抗’……夫政府者，人民之代表也。人民主张绝交矣，人民主张抗战矣，政府何独迟迟不敢决之耶？”1月20日，在社论《再论对日绝交》中详细分析了中日绝交将会在国际上造成什么影响。1月24日，又在社论《请中央速决大计》中指出：“不决大计，死也死得糊涂。”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新民报》发表社论《对日一战，才有生路》。1月31日，《新民报》又发社论《救国之最后一着》，指出：“然我之抵抗，乃救亡之最后一着，必须奋斗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代表民众青年的报纸”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政策性演讲，号召：对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9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国民书》，强调：“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动摇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一时激起全民义愤，北京、天津等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更加慷慨激昂，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新民报》坚定支持学生们的抗日主张，以“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为题，详尽报道了学生请愿活动，被誉为“敢说话的报纸”“代表民众青年的报纸”。

12月12日晚上，请愿学生被《中央日报》发文诬蔑，赴珍珠桥中央日报社质问，多人被军警开枪打死，酿成“珍珠桥惨案”。《新民报》因勇敢披露真相，讽刺“中央日报门前，知有多少冤鬼”，而被《中央日报》控告“妨碍名誉”。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在开庭时到庭作证。结果以原告不敢出庭而不了了之。

1932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第二天，《新民报》就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北平学生大示威”为题详细报道运动情况，并在此后的连续数日发表社论《平市学生万岁！》《为平市学生运动，敬告全国青年》《再论学生运动》，热情支持北平学生爱国壮举，痛斥国民政府倒行逆施的暴行。

12月16日，北平市民和学生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又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数十名学生被捕和受伤。第二天，《新民报》在头条用大字刊登北平示威消息的同时，还刊登了一则北平学生的来函：“悲惨的壮烈的学生运动正在进行着……我们急切需要各地学生援助。”

12月18日，《新民报》刊登了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首都妇女救国会、南京学术团体救国会联合会筹备处寻找华北来京学生代表启事：据北平来讯，华北学生反对辱国自治，推派代表进京请愿，敝会等极欲与代表诸君晤面，连日四处探访，迄无下落，特此登报访询。希来京代表或其他人士，见报即以地址见示，不胜感激企盼之至。”这则启事暗示有学生失踪（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扣押）。因此，《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3日，以示惩戒。陈铭德作为报纸负责人，也被传讯、拘留了半夜，甚至被恫吓：“你的老婆邓季惺也在妇女救国会活动，叫她当心点！”

“小小精钢堡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新民报》接连发表《9·18之前夕来到矣》《对日抗战到底》《反对各回原防，主张全盘抵抗》等社论，主张“立刻全盘抗战”；《新民副刊》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等口号，并组织专员，督促政府，鼓动人民投入抗战。

南京陷落后，《新民报》迁往重庆。刚到重庆的新民报社可谓两手空空，寸步难行。后经华西公司总经理胡子昂相助，通过抵押才向重庆银行董事长潘昌猷贷得3000元作为开办费。

1938年1月15日，休刊49天后，《新民报》重庆版创刊。其《发刊词》提出“目前任何工作，莫急于救亡图存，任何意见，莫先于一致对外”，誓要“死心塌地，百折不回，尽瘁于长期抗战之救亡工作”，严正表明《新民报》“为了夺取胜利，认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过一切”的政治立场。

1939年8月，《新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迁至大田湾原陶业专科学校遗址。当时的大田湾人烟稀少，很是平静，但这种平静被日军空袭、狂炸所打破，报社同仁因此称大田湾为“炸弹湾”。据新民报重庆社原总编辑陈理源回忆：

1940年11月5日或6日，刚从“炸弹湾”编辑部走出不久，正进入梦乡；九时左右，空袭警报发出，同仁们都到防空洞去了，原本决心清清静静地睡上一觉，借以恢复上夜班的疲劳，但被赶到宿舍的张友鸾老兄发现，非把我拖走不可，只好一道入洞。解除警报后回来一看，卧榻与书桌粉碎，可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类似的灾难还有多次：1941年6月7日，新民报重庆总社及所在地一带被炸成一片火海，公私物资损失达10万多元，还有文件、账册单据价值则无法计量；1941年8月一个月内，《新民报》三位同志相继遇难，以身殉职。面对敌人的暴行，新民报社上下丝毫不屈服，专门发表社评《为本报社总社被毁告国人》：“我们将自今日起益加奋发，益加咬紧牙关苦斗，不但要徐图复兴，还要迅速进步，不使敌人快意，不使爱我者沮丧。我们自信有此钢铁的信念，我们必将在战火锻炼之中，必将在此瑰奇绚烂的民族解放千秋大业中，成为屹立的小小精钢堡垒之一。”

（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重庆市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