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24岁的邹韬奋由于家境贫寒，为了积攒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业，跟着葛老先生，从上海搭乘火车，一路辗转来到江苏宜兴蜀山镇的葛家宅院，担任私塾先生，做起了一名青年“老学究”。

在功课方面，他要讲解《论语》《孟子》，要讲历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论说，教英文、教算学、教书法，还要出题目改文章。孔孟不是邹韬奋选定的，是孩子们已经读过，老东家指定要求讲解的。但他不愿重蹈私塾“重记忆轻理解”的旧弊，而是抛开死记硬背，结合田间农事举例。在教授作文时，他先与学童探讨题旨，确保他们“成竹在胸”，修改后还让抄录存档。对一位耳聋的学生，他单独辅导简单课本；另外学童则被引导写短篇论说，进步之快让老东家频频颔首。

每日课后，他常带学童在田埂嬉戏，把远山近水化作地理课堂，让枯燥知识变得鲜活。有村民好奇他的教法，他笑着解释：“读书并非单纯念字，而是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夜里还有夜课，要教到9点钟才休息。邹韬奋本来是不赞成有什么夜课的，他不愿学童熬夜苦读，便改用“马虎主义”，或闲谈或让自由翻阅，悄悄减轻他们的负担。数月时光里，这份看似无奈的“隐居”，却让邹韬奋学会了体察需求、务实变通。两个学童的论说文日渐有条理，独立思考的萌芽悄然生长，这是对他这位“老学究”最好的回馈。

这段曲线求学的经历，为他日后创办《生活》周刊，秉持“体察民众需求”的准则奠定了基础。（时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