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政协报 》 （ 2025年11月17日 第 12 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载体。当数字化、信息化浪潮袭来，人们对于文献包括古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献从生成、管理、组织、利用、保存全流程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数字化面前，古老的文献学面临着一场从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到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革命，“数字文献学”应运而生。

数字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都是关于文献研究、整理的学问，都是治书之学，只是各有其研究重点，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其特点，可以说，数字文献学是对传统文献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所谓继承，是指数字文献学是文献学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发展，它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治书之学”，只是数字文献学基于数字理念、数字方法和数字工具，利用数字技术及其他基于数字技术的现代技术来分析、研究、整理中国古代文献。数字文献学并不摒弃、排斥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相反，传统文献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数字文献学中将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数字文献学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必将对传统文献学产生启发和促进作用。

所谓发展，是指文献学是一门具有长久生命力、可以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学问。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学术，即使是同一学科、同一研究对象、同一研究课题，在不同时代，其研究目标、重点和研究方法都会有所不同。近代以来，文献学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更加注重对文献利用的研究，更多地向应用研究倾斜。同样是文献目录，近代目录更加注重文献组织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更加注重目录的层次结构以及主题词、关键词与类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文献收藏机构，近代目录还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即馆藏文献的排架功能，以对文献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帮助读者更方便地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人们对文献学研究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人们除了希望能更方便地发现、获取文献外，还希望能深入文献内部，通过全文检索，在海量文献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希望对文献内容进行分析统计，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新的知识；希望通过文献内部信息与知识的关联关系，发现隐藏在字面之下、超出特定文献之外的信息与知识。数字文献学较之传统文献学，最大的发展与进步，在于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应用性，更加注重通过文献研究，让人们更好地发现蕴藏在古代文献中的信息与知识。

所谓创新，是指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成果上，数字技术都将给文献学研究带来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的引入，可以说是文献学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传统目录学的重点是文献组织与文献分类，其基本单元是文献的“种”，因此，分类只是反映了该种文献的学科属性，同时由于分类方法本身并不十分规范，对文献内容的揭示十分有限，所谓“即类求书”，对于不熟悉不精通目录学的人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即或如校勘学、辑佚学等主要针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往往也会因条件的限制而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数字环境下，数字技术能够将过去不能想也不可能想的文献处理方法变成现实，如果说古代文献数字化后实现的全文检索功能，在前数字时代尚有“引得”“索引”之类的工具可以相仿，但基于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及信息分析与挖掘技术则完全是一场革命，“治书”有了新方法新手段，“治书”范围更大、程度更深，“治书”成果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学术研究的需要。

过去，有谁能想象可以在上万种文献中任意查找一个字、一个词？有谁能想象在没有一个“梅”字的情况下，让计算机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将所有与“梅”有关的文献汇聚在一起？而在数字时代，人们不仅有了这类新的需求，现实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为满足这类需求甚至更多更高更复杂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或可以预期的想象空间。数字文献学的未来，关键是数字技术如何与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相结合，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取决于数字时代人们对古代文献利用的新要求。数字文献学未来的发展，将在分析人们不断产生的新需求基础上，将数字技术的优长与中国古代文献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在我看来，数字文献学是一门对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它所要承担的不仅有自身的学科建设责任，更要承担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数字技术还在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献研究还有许多认识的空白，从这一层面而言数字文献学可以说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去研究，而这正是数字文献学的未来以及魅力所在。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