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医药供应。

1938年初，应周恩来请求，从武汉到香港的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

开展国际援华医疗事业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合作，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优势，正式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

1938年9月20日，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广州迎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特使、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当日，宋庆龄同何登夫人商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截至1945年，分别在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有4所国际和平医院总院。

在保盟建立之前，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是宋庆龄与香港八办合作协助来华的第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保盟建立后，始终致力于在抗日根据地建立长效医疗救济体系，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事业。继白求恩大夫之后，经宋庆龄争取或者帮助来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海外医务人员先后有国际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犹太人汉斯·米勒、印尼华侨毕道文等。除了国际援华医疗队被留在贵阳工作外，其余均进入抗日根据地服务。

保盟成立后，通过向海外募集资金和物资援助华北抗日根据地。援助项目除了医疗卫生事业，还有儿童保育、文化教育、生产建设、难民救济等。作为华北援助项目的代表，保盟与大量国际援华组织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有很多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宋庆龄帮助下奔赴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作为保盟驻延安代表，负责向保盟报告海外援助在抗日根据地的落实情况。

为抗日中流砥柱发声

宋庆龄领导保盟为抗日中流砥柱发声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保盟对外宣传刊物，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真实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把中国共产党的正义之声传播到世界各地。

宋庆龄曾经发表演讲公开指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

保盟成立后，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工业生产募集资金和物资，以在敌后游击区建立“游击工业”。

在宋庆龄的支持下，1939年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美国友人浦爱德任主席，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在宋庆龄的影响和努力下，香港促进社成为各地促进社总部，从海外募到大量资金。

1939年7月，宋庆龄委托浦爱德去美国建立工合促进社。7月21日，在宋庆龄的提议和帮助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成立，英国友人、“红色主教”何明华任主席，艾黎任实地秘书，陈翰笙任秘书。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不受制于国民党财政部。

同时，美国友人斯诺夫妇在菲律宾为工合募捐的活动也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和鼓励。在“宋庆龄”这个名字的强大感召力下，工合国际募集的资金从英、美等国和菲律宾华侨处源源而来。

保卫中国同盟的外国志愿者

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人员构成以国际友人为主。他们均是志愿者，基本不从保盟支取报酬。保盟中央委员中，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和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是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负责宣传工作的詹姆斯·贝特兰曾经带队为保盟护送大型救护车及大量医药用品赴延安，英国记者约翰·李宁和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承担了保盟的宣传工作。美国医生马海德是保盟驻延安代表。德国友人王安娜是保盟驻汉口、重庆的代表，也是保盟运输组主任，她曾独自在重庆帮助宋庆龄重建保盟。

那些在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外国医务人员在接受保盟帮助同时，也为保盟积极提供实地工作报告。以奥地利犹太医生傅莱为例，得益于保盟送来的医学资料，傅莱于1945年4月成功研制出了粗制青霉素，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带来福音。

（作者系上海市孙宋管委会业务处二级调研员、宋庆龄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