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钰尼（中）和学生们一起跳舞。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钰尼：全国政协委员、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创始人。

清晨的第一缕光，越过哀牢山的山脊，洒在哈尼梯田上。

杨钰尼站在田埂上，没有舞台的追光，只有风声、水声和偶尔的鸟鸣。她缓缓抬起手臂，身体随之旋转，裙摆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舞蹈动作都源自这片土地—模仿稻穗的生长、泉水的流淌，或是先辈们开垦梯田时弯腰的姿态。

这里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杨钰尼的家乡。这位从梯田走来的“95后”全国政协委员，正试图用自己的舞蹈，为这片她深爱的土地，跳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不跳乐作，稻谷不会饱满”

走上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委员通道”时，面对着无数中外媒体的镜头，杨钰尼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她告诉自己必须保持微笑，于是便一直笑着。慢慢地，她又感到脸颊开始发僵。

直到开口说出“我来自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那一刻，她的心突然静了下来，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抚平了她所有忐忑不安。她开始从容自信地讲述起哈尼梯田保护和非遗传承的故事。

那片层层叠叠的梯田，是杨钰尼生命的原点，更是她精神的根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面对何种舞台，梯田赋予她的，不仅是落地生根的坚韧，更是站上任何舞台的底气。

杨钰尼的母亲是红河县第一位民族民间舞的少儿舞蹈老师，也是她艺术之路的启蒙者。从小，杨钰尼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乐作舞”—那是哈尼族、彝族共有的古老民间舞蹈，集歌、舞、乐于一体。

“不跳乐作，稻谷不会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会安宁；不跳乐作，人们不会幸福。”杨钰尼用哈尼语轻轻吟唱起古老的歌词，那是已经刻入生命的民族记忆。

更深刻的滋养，来自那片土地本身。

哈尼梯田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三遗产”农耕文明典范，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开垦梯田和耕种过程中，形成了闻名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耕生态系统。

杨钰尼描述着记忆中那些生机勃勃的场景：梯田间，小男孩们光着膀子捉泥鳅、打泥巴仗；春耕时节，各民族长辈互帮互助，犁田、灌水、插秧；到了庆祝丰收、祈福纳祥的传统节日“十月年”，便是盛大的长街宴与彻夜的“乐作舞”……“我们那里生活的民族有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汉族，大家一起分享每家每户的美食，围着火塘唱歌跳舞、喝烤茶、吃烤豆腐……”杨钰尼说，这些鲜活的记忆，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也让她深刻理解了“和”的真谛—既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更是多元文化的共融。

然而，这种浓厚的氛围也曾有过断层。杨钰尼坦言：“中间有一段时间，好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断层，在统计学上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在文化学上是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冲突，但对杨钰尼而言，这种断层是具体可感的—是她亲眼看见会唱《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的老人一个个离去，是民族服饰被年轻人束之高阁，是那些曾经贯穿生活的仪式正在变成旅游景点的表演。

2013年，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在这一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听说，在云南哈尼梯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哈尼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全家人围坐的火塘边，也落在了年轻的杨钰尼心里。

家人期盼的目光看向杨钰尼，“总要有年轻人来传承梯田文化，不然我们又缺水，又缺人才，以后怎么办？”

“我可以吗？”当时的杨钰尼，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高中生，怎么能做那么宏大的事业？”

但家人的无条件支持，给了她迈出第一步的勇气。火光跃动中，一个关乎个人选择与文化使命的目标渐渐清晰—将传承哈尼梯田文化作为毕生的事业。

一个人和一群人

文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我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如果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依托。

杨钰尼深知，梯田文化的传承，核心在于“人”—既需要老一辈的倾囊相授，更需要年轻一代的接续前行。

2015年，刚刚上大一的杨钰尼就利用寒暑假时间在家乡创办起一家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开展乐作舞、多声部民歌、哈尼儿歌、器乐等教学。每逢寒暑假，她就回到家乡，带领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以致用。”她说，“希望通过专业的舞蹈教学，拓宽孩子们的艺术视野，而乐作舞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为了更深入地掌握传统技艺，杨钰尼去拜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乐作舞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李阿胖老师握着杨钰尼的手，用夹杂着民族语言、方言的普通话，淳朴而恳切地说：“我最喜欢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找我了……看着那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会跳乐作舞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你们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然的话我们白白地跳了。”

那份近乎托付的期望，沉甸甸地压在杨钰尼的心上，也化为了前行的动力。

她把跟随她学习的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小小传承人”，因为在她眼中，他们不仅仅是学生，更是哈尼梯田文化传承的未来。

大三那年，杨钰尼到北京实习，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谢幕时，鲜花与掌声环绕，这本是舞者梦寐以求的高光时刻。然而，当她牵着舞伴的手向观众致意时，眼前浮现的却是家乡孩子们清澈的眼睛，和老传承人紧握她的双手。“如果此刻牵着的是他们的手，那该多好，那样才真正了不起。”

这个念头，让杨钰尼看清了内心的选择。虽然面对资金、场地、运营等无数未知的艰难，她还是放弃了北京的舞台，选择回到那片更需要她的土地。

回乡后不久，杨钰尼办了一场专场晚会，向父老乡亲汇报。虽然比起北京的大舞台，红河县的舞台要简陋很多，但这一次谢幕时，她牵起的是孩子们的手、是长辈们的手。

2018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杨钰尼带着这群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们来到北京，不仅在鸟巢与各国选手们交流，还来到了长城，迎着风排练。

“一开始孩子们动作很害羞、拘束，数节拍的声音也很小，到后面越来越多游客围过来欣赏，还给我们鼓掌和点赞，孩子们一下子就有自信了，还边唱边跳，动作也更大方了，声音也越来越大。”回到红河时，杨钰尼看着孩子们“走路都带风”的样子，觉得一切付出都有了答案。到目前为止，杨钰尼的文化传承中心已经培养出了3000多名“小小传承人”。

更让她欣慰的是，团队中汇聚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舞种背景—街舞、芭蕾、拉丁舞、古典舞等，却因为对哈尼梯田文化的热爱而相聚。今年春节期间，有一个学生来拜年，说即将大学毕业，想写一篇关于乐作舞或者是传统文化传承现状与价值研究的论文，询问杨钰尼的意见。“我说太可以了！”杨钰尼眼中闪着光，“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

从一个人传承到带领一群人传承，再到为整个非遗传承事业发声，杨钰尼的身份在变，舞台在变，但那份对哈尼梯田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却始终未曾改变。

在路上

杨钰尼个人社交平台上的置顶视频，是她穿着哈尼族奕车支系的服饰在综艺节目上起舞的片段。

光脚，白色尖顶帽、黑色超短裤，看似大胆的装束，实则是传承了千年的传统—超短裤，是为了农耕生产生活的方便，白色“帕常”帽则源自山茶花下躲过劫难的传说，被视为天神的护身符，有护佑平安的寓意。

作为世界上最早穿超短裤的民族，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为奕车文化增添了更加绚烂的色彩，也映照着杨钰尼当下的追求—既深深扎根于传统，又毫无顾忌地展现着青春的鲜活。

回头看，从梯田边到全国政协的平台，杨钰尼坦言，这条路是十年前刚刚大学毕业时的她“怎么也想不到的”。

“年轻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坦然地说‘不知道’，并把这种未知变成一场探索。”杨钰尼说，正是这种“在路上”的心态，让她摆脱了必须成功的包袱。

看到古老的文化与年轻人越来越远，她就到昆明和她的好朋友向东一起组建“民族街舞团”，带领着近10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各民族青年，共同探索将少数民族歌舞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与电子乐、爵士乐、街舞、现代舞融合，比如将彝族的海菜腔加入一些电子元素，在民族舞蹈“三跺脚”中融入更多鼓点，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活力。

有人质疑，有人不解。但杨钰尼觉得：“做事情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就算未来作品没有得到认可，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突破创新的过程，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一味守旧，那么下一代乃至我的同龄人，都不感兴趣、不关注了，还谈何传承？”

在她的构想中，非遗与青年之间，不应是单向灌输，而是一场“双向奔赴”。青年在非遗的深厚意蕴中，可以找到精神的根脉与身份的认同，而非遗则需要青年的创造力来延续生命力。正如她在“委员通道”上所说：“非遗保护不是仿古工程，而是持续创新的青春事业。先辈留下的不只是古老的歌谣，更是突破创新的精神。”

杨钰尼的创新视野不止于舞台。今年，她的提案是关于非遗数字化。她来到北京，为非遗与互联网科技公司探讨“科技﹢文化”的创新融合路径，又到上海学习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技艺传承，“短视频平台和AR、VR技术为我们提供新契机，能够让年轻人更直观、更生动地感知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舞台越来越大，创新之路也越走越宽，但杨钰尼心里最踏实的时刻，依然是回到梯田边，穿着那身熟悉的服饰。“走得越远，越觉得梯田给我的滋养最重要。”她说出了这个看似矛盾却无比真实的感受。家乡一位从事文旅创业的年轻人说过一句话，给了她很深的触动：“要让更多人明白，留在梯田不是认命，而是创造命运。”

未来，她的计划也带着这种“在路上”的随性。她想在家乡建个小院子，把歌、舞、生活都装进去。“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她眼睛亮晶晶地说，“但一定会很有趣。”

采访的最后，杨钰尼轻轻哼唱起一首哈尼族接龙式的儿歌：“阿密勒策，策咕噜嘚，嘚咕噜嚒……”歌声婉转悠扬，循环往复，如同哈尼梯田那古老的水系生态智慧—从森林积蓄，流经村寨，滋养梯田，最终蒸腾为雨，回归山林，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王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