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即将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一次海关关税监管措施的调整，更是一次制度型开放的深刻变革和全新跃升，被视为一个标志性节点。”12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杨明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从蓝图走向现实，正以其高定位、高标准、高效能，充分展示出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决心和实践能力。海南自贸港已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也必将成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杨明杰指出，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新时代改革开放重大战略棋局中，落下的一枚“定盘星”，其信号意义是立体而清晰的。

首先，这是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一次庄严宣告。过去我们的开放，更多集中于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是“流动型开放”。而海南自贸港，特别是封关之后，核心任务是进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全面创新与对接。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颁布，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制度框架的构建，都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它告诉世界，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仅体现为市场准入的放宽，更体现为主动构建一套既体现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需求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其次，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主动进行的一次“压力测试”和“未来布局”。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塑。海南自贸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经贸规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金融开放等前沿领域，实质上是为我国更深度参与乃至引领未来国际经贸合作，搭建一个前沿性改革“试验室”。它测试的是我们在更复杂开放环境下的治理能力，布局的是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关键枢纽地位。

海南自贸港建设目标就是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杨明杰表示，“高标准”绝非抽象概念，可以从三个“自由便利”的升维来理解。

一是贸易与投资自由便利的“物理升维”。“零关税”商品税目从21%大幅扩容至74%，这不仅是数字变化，更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它意味着更多的国际优质商品、原材料和设备可以近乎零成本进入海南，为高端制造业、研发设计等产业创造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海南自贸港对投资实施极简审批改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放度全国最高。数据显示，海南超7成经营主体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后新增。

二是要素流动自由便利的“化学融合”。封关后，资金、人才、数据等现代经济核心要素的跨境流动将更为顺畅。特别是依托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体系的金融创新，将使海南成为跨国企业资金管理的理想节点。而人员进出的高度自由与便利，将加速国际顶尖人才和青年的汇聚。各种要素在海南这个“反应皿”中高效碰撞、化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这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三是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的“规则探索”。数字经济是未来竞争制高点，数据流动是命脉。海南率先探索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打通数字经济的国际经脉。这为发展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远程医疗等前沿服务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

高水平的开放，必然伴随高风险，亟须高水平的监管。长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杨明杰认为，没有安全，一切发展都是沙上筑塔。海南的“高效能治理”，恰恰体现在它摒弃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旧思维，致力于构建一种 “寓管理于服务、以安全促自由”的新型监管范式。

这种智慧首先根植于法治的基石。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配套40多件法规陆续出台，不仅授予了海南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风险防控的框架与红线，实现了“大胆闯”与“安全底”的有机统一。

其次，它依托于科技的赋能。封关不是建“围墙”，而是筑“智慧防线”。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覆盖口岸、资金、税收、生态等全方位的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比如，通过智能监控和信用管理，实现对“一线”放开货物的精准追踪和事后稽核，用“智慧监管”保障“高效流动”。这种“电子围网”比物理围网更高效、更智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系统的观念。海南的风险防控不是某个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横跨金融、海关、海事、公安、网信等多领域的协同体系。它要求治理能力从“部门分工”向“系统集成”升级，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海南的生动实践。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恰恰是为了让“自由便利”的活水能够长久奔流。（记者 陈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