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建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名老年居民在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在全球卫生体系治理中，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始终是制约全民健康覆盖的核心矛盾之一：优质医疗资源向大型三甲机构集中，基层医疗供给不足、能力薄弱，形成“基层需求未满足—三级机构超负荷”的双向困境。我国“十四五”期间推进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扎根”实践，以体系化整合、数字化延伸与分级协同为核心，构建了兼具民生温度与管理效能的服务模式，为全球不同收入层级的医疗体系提供了可适配的参考框架。

从全球视角看，基层医疗缺口是跨区域、跨收入层级的共性问题：在高收入国家，尽管基层医疗网络相对完善，但专科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仍导致基层接诊能力闲置与三级机构门诊压力叠加；在中等收入国家，城乡医疗资源的地理与能力鸿沟显著，农村地区患者需长途转诊至城市三级医院，增加了就医成本与疾病延误风险；在低收入国家，基层医疗网点覆盖率不足，甚至缺乏基本的诊断与治疗能力，大量患者直接涌入资源稀缺的三级机构，加剧了医疗体系的低效运行。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强基层的医疗体系可使人群健康指标提升15%~20%，同时降低10%~15%的医疗总成本，这一结论凸显了基层医疗作为卫生体系“守门人”的核心价值。而我国“十四五”期间的实践，正是以破解这一矛盾为目标，通过“资源下沉”实现了基层供给能力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匹配。

中国的医疗下沉实践并非单一举措的叠加，而是以“枢纽—网络”体系为骨架，构建了多层级、全链条的服务矩阵，其核心要素包括：

以国家医学中心为枢纽的层级协同网络。通过设置13个类别26个国家医学中心，我国构建了“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基层医疗机构的枢纽”辐射网络，国家医学中心作为技术与管理核心，向区域医疗中心输出专科能力，再由区域中心向基层医疗机构传递诊疗规范与技术支持，实现优质资源的纵向渗透。这种架构既避免了优质资源的重复建设，也通过层级传导提升了基层的疾病识别与初步诊疗能力。

双向转诊体系的规模化落地。它是连接基层与三级机构的关键机制：轻症、慢性病患者向基层分流，需专科干预的重症患者向三级机构转诊，康复期患者再转回基层管理。2024年，中国全国双向转诊的医疗人次达到3600万，这一数据背后是转诊标准、流程与支付机制的协同优化：基层机构明确转诊指征，三级机构开通转诊绿色通道，医保政策对基层首诊与转诊行为给予支付倾斜，从制度层面推动形成了“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

互联网医院的数字化延伸。互联网医院是基层医疗资源的“数字扩容器”：中国已建成3756所互联网医院，2024年开展的诊疗人次达到1.3亿，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三级机构的专家资源转化为可远程触达的服务能力——基层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实现远程问诊、处方流转与慢病管理，无需往返大型医院即可获得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互联网医院也承担了基层医护人员的远程培训功能，通过病例研讨、操作演示等形式提升基层队伍的专业能力。

基层专科服务的全覆盖。针对基层医疗的“能力短板”，中国推动公立综合医院向基层延伸专科服务，其中9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与98.4%的二级公立综合医院已实现儿科医疗服务覆盖，这一数据意味着基层儿童患者可在就近的公立医疗机构获得规范的儿科诊疗，避免了跨区域就医的不便，也缓解了大型儿童医院的接诊压力。这种专科服务的“下沉”，本质是将三级机构的专科能力转化为基层的常规供给，填补了基层专科服务的空白。

我国的医疗下沉模式并非“单一模板”，而是一套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基础、经济水平与人口结构，进行弹性适配的“整合型解决方案”。我国“十四五”的医疗资源下沉实践，本质是通过体系化的管理设计，推动医疗服务模式从“以医院为中心”，向“以基层为枢纽、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模式深度转型。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的孤立探索，更是全球医疗体系向“更公平、更高效、更可及”目标迈进的共同方向——无论是高收入国家的效率优化、中等收入国家的鸿沟填补，还是低收入国家的覆盖突破，其核心路径均与中国实践相通，即通过层级协同、数字延伸与专业管理的深度结合，逐步破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全球性困境，最终构建起真正覆盖全民的健康服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