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青年，北京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曾于1939年1月组建“伪北大”，1月14日，所谓国立“北京大学”补行“成立典礼”。以汤尔和为总监督，后改设校长，钱稻荪为伪北大第一任校长。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兼图书馆馆长等职。这所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一度成为日伪奴化教育控制思想的一颗棋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北大等各校返回北平复校。稍早一些，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应邀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有意安排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但被其婉拒，并力荐自己的老师胡适出任校长。但因胡适尚在美国，暂不能到任，便决定由傅斯年代理校长。

傅斯年虽为代理校长，实为整个过渡时期里的实际负责人和执行者。他在1947年1月7日致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工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当年10月和12月，傅斯年两次在重庆声明，表示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在他之前返校、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伪北大学生学习班的陈雪屏教授前往接机。见面的第一句话，傅斯年就问陈雪屏与伪北大教员有无来往，并愤然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11月28日，《大公报》报道了傅斯年的强硬态度：“伪校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属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

伪北大教职员听说代理校长一律开除他们，便四处游说、请人说情，包括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愿。据袁一丹在《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中考证，1945年10月26日，朱家骅就收到周作人来信，抱怨傅“学校停闭，学生重行甄别分发，稍涉苛细”，希望“如能赐予救济，万众感戴”等。

北平的《世界日报》1945年12月8日刊发评论，认为傅斯年“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傅斯年则正气凛然告诉该报记者：“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

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傅斯年同样毫不留情。周作人对傅斯年开除他一事耿耿于怀，多次撰文赋诗辱骂。

据称，傅斯年不仅开除伪北大教授，且“宜将剩勇追穷寇”。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却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最终将其绳之以法”。同样表明了傅代校长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无畏立场，“一个也不饶恕！”

当然，傅斯年之所以对伪教授如此强硬，还有一个原因，即蒋梦麟、胡适、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同学会一致支持他强硬，使他硬得有底气、有靠山。况且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北大若留用伪教授，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1945年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

结果，周作人即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最初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经减刑改为10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服刑，1949年1月26日获准保释，实际服刑时间约为4年。

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网开一面：“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除陈雪屏代表教育部原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进行收容外，傅斯年又派郑天挺代表北大筹备复原，对伪北大学生给予了妥善安置。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