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直接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中国作家对外交往的外事工作。我因此结识并交往了若干位我所敬重的老一辈知名作家，农民作家赵树理就是其中之一。

我自1960年秋天至1962年底，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住在赵树理的院子里，实际经历的事情不少，但只能择其要，讲几件印象深刻之事。

赵树理在翻看稿件

20世纪90年代初，本文作者汪东林（右）赴山西太原看望赵树理的夫人关连仲（中）。

机缘巧合入住小院

我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时，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办公大楼已建成，被分配给作协当办公用房，东总布胡同22号改成招待所和会议活动场所。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协还不具备自建职工宿舍的条件，像我这样新进作协工作的大学生，便都被分配到四合院或大杂院居住。

当作协总务部门通知我和另外一个也是复旦的毕业生，需要每人各办单独的居民户口本，住进东城大佛寺西街37号赵树理居住的院落时，我们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总务科同志谈话交代说，这个院落是赵树理用自购的房子更换的，大北房五间他们自己居住，东西厢房给有家眷的作协干部住着，大北房后小院有两间12平方米的房间，紧挨着赵树理家的厨房，居住方便，你们俩都是单身小伙子，一人住一间。赵树理本人常在山西老家体验生活兼工作，这里平时只住着他的夫人和几个较小的孩子。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同当时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们仅仅是喜欢阅读和研究赵树理的作品、举行过专题讨论、写过评论他的文章而已，从没想过能有机会见到他本人，甚至住进他的院落，与他成了邻居！这是何等的意外和惊喜！

“老关”为我们打水、领票

当我进入那12平方米的房间，发现虽然只有一张单人床、两把椅子、一个书桌、一个小衣柜、一个书架，差不多占了房间的一半面积，但摆放得很整齐。出乎我意料的是，屋里十分整洁，连水泥地面和窗户玻璃都像是刚刚擦过的。

我心想，作协机关总务科的同志真够负责的，还这么细致周到，到机关上班要当面谢谢他们。

我正整床铺时，开着的房门边传来一口标准的京味儿普通话：“您刚搬进来，需要帮忙不？”我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50来岁的男人，于是回答说：“谢谢啦，我东西很少，一会儿就整完。总务科的同志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太认真负责了！”那男人哈哈笑出声来，说：“作协总务科两个半人，哪还有时间搞卫生。帮你搞卫生的是咱们院的女主人兼院劳动模范——赵树理同志的夫人“老关”关连仲同志。您要谢的是她！”

此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天津：左一为赵二湖，左二是关连仲，左三为赵三湖，右一是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

正说着话，就听见后院西头传过来一口山西口音：“老曹，你又在同新来的大学生说啥啦？”我赶紧出门迎过去，只见一位身高一米五左右、走路姿势明显是缠足放大脚的50多岁的妇女。我上前同她握手，还没说话，后边的老曹就大声说：“这就是老关，关连仲，赵树理夫人，我们院的劳动模范。”我只回答：“我姓汪，浙江人，是刚分配到作协工作的大学生。”她就连连说：“我早知道了。你小年轻父母在几千里之外，俺的大闺女同你差不多大，现在在山西老家。你住在院里就是一家人，生活上的事不要客气。”她边说边走进我的房间，扫了一眼，便拿起我的一个空暖壶，说：“除了冬天你屋里生了取暖炉子，平时你用的热水我包了。你房子里的床铺、衣服，你就慢慢整吧！”说笑着就提着暖壶，走回离我房间有十几米远的她家后院的厨房。

老曹接着说：“我说得没错吧，老关是名副其实的院劳动模范！”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上班时把空暖壶放在房门口，下午下班时里面已经装满了开水。三年如一日，从未中断过。当时各种票证很多，凭粮本发粮票，凭副食本发食用油票、肉票等。有专人每月上门给居民发放一次，过期就得自己去粮店副食店领取。为此老关（一开始她就明确提出：称呼她为老关、称呼赵树理为老赵，不叫别的称呼）主动登门把我的各种本子都收去，月月替我代领各种票证。

尽管当时赵树理大多数时间都在山西，但老关身边还带着刚上初中的老二二湖、上小学的老三三湖，以及一个刚会走路的外孙，较一般人负担更重，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她却还常主动帮别人的忙。她一有工夫就扫院子，同住院内东西厢房的作协干部常常因此同她抢大扫帚。

不舍得买电视却舍得换房

老关不仅勤劳、乐于助人，而且生活非常朴素节俭。要知道，赵树理还是一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定级别时就是行政10级，每月收入200元整，再加上可观的稿费，算是相当富裕的人家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开播才两年时间，电视机都是单位才有，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但作家协会有点例外，凡与赵树理家一样有工资又有稿费的不少人家，都购置了黑白电视机，但赵树理家没有。是孩子们没有这个需求吗？不是。

住进院里不久，我很快同二湖、三湖两个孩子混熟了。有一次我不经意地问二湖：“我有时去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家，看见人家家里电视机、钢琴全有，你们家怎么不买个电视机呢？”二湖迟疑了一下，说：“俺提过几次，俺爸妈都不同意买。”我因此问老关：“电视机刚时兴，作协好多有条件的都买了。你们家连小扬扬三个孩子，你自己有空也可以看着乐，为什么不买一台呢？”

“俺老赵说了。”这句话是老关的口头禅，“现在城市的孩子是蜜罐里长大的，从来没吃过苦，因此生活上要往下看，不要往上比、跟风追。电视机是稀罕物，普通老百姓家没有，我们就不要赶在前头。孩子们说了好几回了，俺没有买，就是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吃苦耐劳是本分，是劳动人民就得这样。”

我后悔自己的多嘴，因为我想起星期日二湖、三湖兄弟俩去公交车五站距离的北海公园划船，老关都要计算车票、门票、租船费用包括买冰棍在内一共多少钱。

但是，赵树理一家又并不是舍不得钱。此前，赵树理用小说《三里湾》的稿费再加上平时的积蓄，在东城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因为他一年至少有半年不在北京，老关住了几个月后，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几个小孩子住独院太孤单，便要求作协机关换房子住，结果找到了离作协机关较近的大佛寺西街37号。因院子比较大，东西厢房各住两家，赵家住大北房五间，我们住后院偏房。

根据赵家居住面积计算，换房子之后，作协机关还得补偿赵树理1000多元人民币。作协常催老关去领取补偿款，老关说这么大数目的钱，得等老赵回家再说。等老赵回到家里，老关把这事一说，老赵就说：“这换房子的事都是作协机关操办的。我们住得近住得好就行，这1000多块钱我们不要了，作为党费上交。明天我去作协同党组书记说去！”老关听罢没有二话，赞成！

要知道，这1000多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难忘初见“老赵”打响鞭

1961年元旦刚过，老关兴冲冲地对我说：“俺老赵元旦前从沁水老家赶到太原，本想阳历新年回到北京，在家过了农历新年一直待到开春农忙再回沁水。这是俺老赵在北京家中每年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可元旦在太原不知又有什么事，待住了。昨晚来电话，说再过两三天就回北京了。”

几天后的一个周日早晨，我在梦中感觉自己坐在老乡的大车上，行走在华北大平原上，老乡正“啪、啪、啪”地打着响鞭呢。待我慢慢醒了，真的听到大院里传来了有节奏的响鞭声！我立刻穿上衣服，推门出去往南走了几步，看到一个中等偏高身材的男人在教二湖打响鞭。我马上判定：这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赵树理同志！

二湖同我站在脸对脸的方向，立刻唤我：“汪叔叔，快过来，看我爸打响鞭。”我于是快步走过去。赵树理转过身，伸出那双粗大得与农民一样的手，紧握住我的手，我甚至能感觉到他手上的老茧。

老赵长得比我从照片里看到的要老，皮肤黝黑。他操着一口比老关稍少一点山西味口音的普通话：“昨晚老关同我说了你：大学生，南方人，20岁出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名牌大学毕业。20多年前，我是个没有毕业的普通师范生，在我们山西老家，当时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了。”我抢着回话：“您别这么说，您是大作家！就是20年前的师范生，那时也是大知识分子了！”

这时我才发现，同院的老曹、老周、小陈，都远远站着看老赵表演响鞭呢！我立即对他说：“大家都在当观众呢，您快练几下响鞭吧！”但他还是没有刹住话头：“你是南方人，估计不会打响鞭，但一定见过吧？”我答：“见过，也是到北京以后。那是长把子的，没见过这种短把子的。”他又说：“长把子的是车把式赶大车用的，这短把子是锻炼身体的，比长把子难掌握。”他说到此，我就拉着二湖的手退到屋檐下，对二湖说：“先看你爸表演吧，这活计你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时，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

老赵挥动响鞭，边打边跳。时年55岁的赵树理，像个健壮的小伙子，在有节奏的响鞭声中飞舞起来……这就是我同赵树理同志初次见面的场景。

“老赵”指点我写小说

我大学学的是文学专业，又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因而做“作家梦”是顺理成章、本来就有的目标。那时除了工作、读书，我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写作，而且什么都写。当时我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杂文、诗歌，更多的是评论文章，虽然数量很少、成功率低，但还是坚持不懈地在写。

1961年国庆节，赵树理又回北京家中住了较长时间。他是小说大家，尤其擅写农村题材，从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到1955年出版发行的《三里湾》，再到196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等，都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顶级之作。当时，我也完成一篇数千字的以我的家乡江南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鼓起勇气，推开了赵树理位于大北房东侧的写作室的门。

他一看是我，就放下书本从书桌旁站起来迎我、让座，并递上绿牡丹牌的好纸烟，自己却叼着烟斗。我早就从老关和二湖那里知道他的习惯：他从来都用好纸烟待客，自己抽比较凶的土烟叶，成天烟斗不离手。我递上装在大信封里的一摞稿纸，说明来意，他笑着说：“放我桌上，有时间我就看看。”接着，他就问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写些什么、发表了什么，我一一作答。

这时我才发现，他在看《莫里哀戏剧选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脱口而出：“您也看外国作品呀？”他笑出声来，说：“小伙子，你听谁说我不看外国作品的？”我耳根都红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是想当然的。您是专写农村题材的中国小说名家，看中国名著就行，用不着看外国作品。”他不客气地说：“你的看法有偏差了。文学和各种艺术一样，每个国家各有其特色和风格及传统，但都有共性。比如，我喜欢写喜剧色彩的作品，喜剧作品就有许多相通的语言特色和表现形式。莫里哀是喜剧大师，他的作品我就喜欢看，能受启发、学到东西，你说是不是？”

我无言以对，他看出我的窘况，笑着说：“不要紧的，小事一桩。小伙子，你才20出头，太阳刚刚升起，将来的路还长呢，什么都还来得及。”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短篇小说稿子，过几天看完再找你聊聊。”

过了几天，一个周日的下午3点，二湖便敲我的房门，说：“我爸叫你过去，他找你有事。”赵树理是个有级别无职务、不必坐班的作家。他平时参加外边活动少，来客也少，每天居家，上午看书看报，有客来访接待安排在下午，写作则在晚间和前半夜。

我走进赵树理的写作室时，他已把我的小说稿子摊在书桌上，向我招手，让我把门关上。我落座后，他把烟斗放在桌上，微笑着缓缓对我说：

你的稿子我看了两遍。我的意见会让你失望，但我上次说过，你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失败从头开始都来得及，更何况失望更比失败强、离希望更近。你的小说情节结构没有什么问题，场景描写也大体可以。看来你在农村生活过，尽管背景是江南，人物和故事都是可信的。但最重要的两点，即人物语言和人物个性的描写是不成功的。

先说人物语言，一个个都不像农村人在说话，而带着明显的学生腔。再说人物的个性刻画得千人一面，没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明作者不熟悉农村人物，也就把握不住各类人物的性格特点。打个比方，你认识我的老伴老关有一年时间了，且天天见面，应该比较熟悉。但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肯定比你更熟悉、更了解她。如遇到一件事，她还没有张口，我就能猜到她要说什么话，你就做不到，因为你对她还没有了解到这种程度。对小说中要塑造的人物，其性格特征也要了解越深、越熟悉，把握得越好，人物的个性就更加鲜明丰满。你小说里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征，离这个要求差距较大。

至于人物语言，也与你对农村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特征不熟相关。我感觉到，你对农村人物和背景的了解，还停留在少儿时代，因为你从十二三岁开始就离开家乡农村进城读书了。因此，就小说最关键的语言和人物特征特色而言，你这篇小说得推倒重写。

赵树理讲完这段话，微笑且凝视着我。我随即回答：“谢谢您这么认真而中肯地分析评论我的小说，我都接受，我拿回去抽时间重写。”“不。”赵树理立即接过我的话头说，“我建议你先把作品收起来，三年五载后再考虑修改。因为你这个年龄，还会有各种机会接触和了解更多的人和事，不急着忙，水到渠成，只要开花，就会结果的。”我把赵树理的这番话牢牢记在心中。

赵树理（左）和老舍（中）、杨朔(右)在一起。

扛棉花被套的农民作家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天中午，我从位于王府大街64号的中国作协机关骑自行车回大佛寺西街37号大院家中，路过隆福寺街南口时碰到了老关。我立即下车，问：“您到东四人民市场买东西回来？”老关一笑，说：“你看后头是谁？”

我一扫她后头，有个大男人扛着一大包刚弹好的棉花被套，挡着脸，斜着身走路。我立刻悟到是老赵了。我马上伸手接过他右肩上的大被套，放在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上。老赵转过脸对我一笑，说：“这么巧，半路碰上了你。”因为没有绳子，只好我推着车，老赵在后边扶着大被套。我趁机对他们说：“老关、老赵，上星期作协总务科的同志还关照我，再次带话给你们：老赵要出门可以打电话给司机班要车，不光是为了安全，还因为老赵血压高。这么大包的棉花套子还自己扛着，备不住就摔倒了……”

赵树理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哈哈笑出声来：“这隆福寺街到大佛寺家，也就乡下玉米地长垅几个来回，我流着大汗小半天还耪两个来回玉米地，这轻飘飘的棉花套子那算个啥？”老关也帮着：“俺老赵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农民，走点路，干点活，真算不了什么！”

第三件事是1961年和1962年两个春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文学艺术全面工作的周扬同志，登门拜访赵树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知名作家都能有此礼遇的。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周扬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主管文学艺术领导工作时，最早便对赵树理发表于1943年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进行表彰，他认为这是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成功作品之一。从那时起，周扬作为文学艺术界的主要领导，始终十分重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这几乎是文艺界人士皆知之事。然而也正因为此，当“文化大革命”发生，周扬被打倒后，赵树理也不断遭到批斗，并于1970年去世。

“文革”结束后，周扬被彻底平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兼政协文化组组长，最后于1989年病逝。对于已经辞世七八年的农民作家赵树理，相关方也在北京八宝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山西召开了多个追思会。而后，相继建成了多个赵树理文学馆和纪念馆，赵树理也被公认为是文学史上“山药蛋”派的创始人。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高级记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