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几周内就销售10万余册，当月三次加印仍供不应求。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领袖胡愈之先生，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相赠。胡愈之读后，萌生了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

翻译、出版、发行《红星照耀中国》，在1937年的中国绝非易事。日本帝国主义敌视，国民党蒋介石封锁，读者有生命危险，操办者更艰难。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

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严厉。《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赤书”，是根本不可能批准的。中共党员胡愈之和其弟胡仲持及梅益，联络林淡秋，《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和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及王厂青、章育武、许达、傅东华共12人。

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大家一致赞同，当下将共12章、30多万字的全书拆开，各取章节，分头翻译。

“各自为战”的翻译，出现了许多险象和意外。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家中突遭特务搜查，未译的书稿被翻了出来，书页没头没尾，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蒙混过去。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竟被盗贼入室撬开，连同钱财一起掠走。没有了原稿，他一筹莫展，后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才救了燃眉之急。

12人都是英文专家，未满一月，翻译完毕，交到胡愈之处。胡愈之兴奋不已，通读后却不禁叫苦。原来，“各自为战”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回忆、倒叙情节接续不上、自相矛盾；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如“林伯渠”“杨家岭”，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羊夹铃”“洋伽灵”等。译稿错误百出，胡愈之夜以继日，认真校阅，力求浑然一体，风格如一。

书稿校定完，书名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使用原名；有人提出，看到“红星”马上联想到“共产党”“红军”，易惹麻烦。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一本游记而已，并不招人注意。

经胡愈之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翻译家艰苦奋斗，中文本《西行漫记》定稿，出版又碰到难题。日寇侵占区几家出版社，担心事泄遭日军镇压不敢接受。称为“孤岛”的外国租界恪守中立。出版商都拒绝了送上门来的“生意”。

胡愈之不甘心半途而废。其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出版。胡愈之当即在所住的福熙路安乐村174号，挂起了复社的招牌。在“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帮助下，从一家已停业的印刷厂找到10多位印刷工人。当知道胡愈之筹措资金一时不能到位时，翻译同仁都明确表示甘尽义务、不要稿酬。工人们欣然答应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斯诺版权无偿赠送。1938年2月中文本《西行漫记》面世，半年重版5次，仍供不应求。

新中国成立后，《西行漫记》书名下附上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后又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见面。1970年，斯诺受毛泽东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2年，斯诺临终前一个星期，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去纽约的途中，特意绕道日内瓦，带去毛泽东的问候。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其遗愿，将部分骨灰葬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周恩来亲拟碑文。石碑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我只不过把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给予了原始记录，使他们不可被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2009年9月10日，埃德加·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22年11月16日，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将永远怀念“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作者系山东省梁山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