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为了把《生活》周刊办成“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邹韬奋奉行“替人民说话，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的办刊宗旨，主张对黑暗势力予以迎头痛击。他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上海为他母亲做寿，花费达10多万元，极尽奢侈。对此，邹韬奋秉笔直书，写了题为《民穷财尽的阔人做寿》一文，以犀利的笔锋，斥责了陈调元。很快，不可一世的陈调元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

1931年8月，邹韬奋拆阅读者来信时，发现了一则新闻线索：国民党交通部长兼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利用权势，以数万元聘金纳该校大学生为妾，并以贪污所得，花50万元巨款建私宅藏娇。邹韬奋极为气愤，前往实地探查，掌握了全部事实，提笔写了一篇很长的编者按，拟与这封读者来信一并编进“信箱”栏目，公布于众。

稿子正在排印时，王伯群闻知此事，急忙派两名心腹携10万元巨款到《生活》周刊社慰问。邹韬奋一眼识破了王伯群的阴谋，严辞拒绝。二人见邹韬奋态度坚决，只好悻悻而归。王伯群见邹韬奋软的不吃，就暗中指使心腹爪牙写匿名信予以恐吓。邹韬奋毫不畏惧，又连写数篇文章，揭露王伯群的狰狞面目，京沪一带民众为之哗然。

1932年，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圈画出来，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并把邹韬奋的名字列入“黑名单”。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最后一期发表了邹韬奋的言论《与读者诸君告别》，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我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作者系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