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别山深处待了10年，我很清楚山里人对公共服务的渴望。”从2015年驻村至今，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余静见证着大湾村从“看病远、上学难、办事愁”，变为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村，这些变化让她对公共服务惠及千家万户的实际意义有着切身体会。

她还记得刚驻村时，村民生病住院，报销手续要跑三趟县城，一次来回就是100多公里山路；留守儿童想参加兴趣班，可村里连个像样的活动场地都没有。这些场景，正是当年边远农村公共服务短板的缩影。

如今，村卫生室常驻县医院派来的医生，远程会诊系统可以直接对接省城专家；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站式”服务窗口能办好社保、救助等20多项业务，留守儿童之家每天都有志愿者辅导功课。

余静说，“十五五”规划建议部署“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就是要让更多像大湾村这样的地方，彻底告别“服务跟不上需求”的困境。

在她看来，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核心是打破“资源悬在半空”的壁垒，让服务来到群众家门口。以大湾村的“红色评议﹢法律顾问”机制为例，村里遴选老党员、老教师组成“红色评议员”，联合驻村法律顾问，把矛盾调解、政策解读等服务搬到村民板凳会上。

“基层服务不能搞‘一刀切’，要像种茶一样‘因地制宜’。”余静提出，根据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产业特点等定制服务清单，“种植村要配农技服务，旅游村得有游客服务中心，这样的下沉才精准。”

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要补上“硬件短板”，更要激活“软件活力”。余静记得，2018年大湾村建起标准化村卫生室之初，村民看病还是习惯往县城跑。“后来我们请县中医院专家每月来坐诊，开通‘健康档案’，医生能随时跟踪病情，村民才慢慢信得过。”余静说。

“当前不少农村地区虽建起服务设施，却因缺乏专业人才和运营机制陷入‘建而不用’的困境。”就此余静建议推行“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推动城市学校、医院与农村机构建立长期合作，通过“人才派驻﹢远程服务”提升农村服务能力；同时将农村公共服务岗位纳入“乡村振兴专干”体系，吸引本土人才回流，让服务设施真正“活起来”。

“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考验的是服务的‘温度’。”这是余静在帮扶工作中最深刻的感悟。她曾为贫困户肖细雨易地搬迁的事，先后十几次上门沟通，不仅帮着申请补贴、规划新房，还联系企业为其安排茶园务工岗位；协调社工上门服务，帮村民王新云开起民宿，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结合这些实践，余静期待“十五五”期间建立“困难群众动态识别﹢精准服务”机制，依托大数据整合低保、残障、重病等信息，避免“漏帮错帮”；同时推广“服务清单﹢群众点单”模式，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所需，把助医、助行、适老化改造等个性化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谈及公共服务的长效保障，余静特别提出“党建引领”的作用。“边远地区公共服务薄弱，靠单打独斗不行。”她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统筹作用，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像大湾村引入企业共建茶叶基地时，同步配套建设工人宿舍和便民服务点，实现“产业发展与服务提升”双赢。

“我当年在总书记面前立下‘一户不脱贫，坚决不撤岗’的誓言，如今要再加一句‘服务不达标，坚决不松劲’。”在余静眼中，“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部署为农村公共服务绘就了蓝图，接下来更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韧劲。既要补齐边远地区的设施短板，也要细化困难群众的帮扶举措，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服务的阳光与温暖。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最质朴的向往，更是‘十五五’时期民生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方向明期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各方持续聚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在增强服务均衡性与可及性方面精准发力，以扎实行动为民生福祉添砖加瓦。

近年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按下“加速键”。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打破地域与城乡壁垒，让公共服务的阳光照亮越来越多的角落。

基层调研中，方向明欣喜于那些民生领域的积极变化：各地通过政务系统整合与数据共享，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婚姻登记全国“一网通办”、残疾人两项补贴异地申办等政策落地生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供给更精准、更具个性化……这些具体而微的进步，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内容，制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路径、措施”。在方向明看来，这一部署既为新时代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指明了方向，也要求各地政府推动公共服务覆盖全民，让民生保障网越织越牢。

结合基层实践经验，她认为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关键在于通过科学制度设计与资源优化配置，持续缩小区域、城乡、人群间的服务差距，确保社会成员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时享有平等机会与公平结果。

提升可及性，则需要精准匹配供需两端——既要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布局上便利可达，更要确保服务内容可利用、价格可承受、质量有标准、安全有监管，让群众享受到更高效、更舒心的服务体验。

“推进公共服务从‘均等享有’到‘舒心可及’，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她进一步提出，一方面应明确国家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与统一标准，以标准化建设确保服务“应有尽有”；另一方面要完善地方支出保障机制，加大对特殊类型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持续缩小区域差距。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全覆盖，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方向明表示，在资源统筹方面，需立足经济发展与财力可持续基础，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要清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定位，既统筹各类资源回应社会需求、稳步提升保障水平，又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构建可持续的支出与成本分担机制。

同时她建议，构建覆盖城乡的基层公共服务网络，打造以乡镇（街道）为核心、辐射村（社区）及居民小区的供给体系，提升服务便利度。在保障基本服务供给的同时，还要结合不同地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为个性化服务“量体裁衣”，让民生保障更具温度。

“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本质上是要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方向明坦言，需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进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破解服务壁垒、优化供给结构，将“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美好愿景，转化为每个人的切身感受，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力量。

“县域是连接城乡的枢纽，基本公共服务在这里是否落地生根，直接关系千万群众的幸福感。”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邓琳在谈及“十五五”规划建议时，开篇直言县域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从事民政工作多年，邓琳的足迹遍布重庆城乡，从人口净流入的城区周边县到偏远山区县，那些“学位挤、病床紧、服务散”的民生痛点，让她对“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完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的部署格外有感触。

“人口向县城集中与服务供给滞后的矛盾，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邓琳认为，“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正是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抓手，“不能再让资源配置跟着户籍走，要真正实现‘人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

在她看来，县域服务统筹的核心是打破“条块分割”。以重庆的实践为例，部分县通过成立民生服务统筹中心，将教育、医疗、养老等12个部门的基层服务事项整合，在乡镇设立“一站式”服务点，让群众办理社保、救助等业务不用再跨部门跑腿。

为此，邓琳提出建立县域公共服务“一盘棋”机制，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编制服务规划，重点向教育、医疗等紧缺领域倾斜资源。针对人口流入量大的县城，可探索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投入保障是县域服务的“钱袋子”。邓琳调研发现，不少县域面临“财政投入有限、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双重困境，而重庆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的经验让她看到了方向。该街道通过“居民自筹一点、社区出资一点、镇街匹配一点、社会单位捐助一点”的模式，撬动社区基金支持老年食堂、适老化改造等项目，更孵化出物业公司和社区食堂反哺基金，形成良性循环。

“这就是‘小基金撬动大慈善’的生动实践。”在邓琳看来，“十五五”期间要完善县域服务投入多元机制，一方面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明确县域服务投入的底线标准；另一方面推广社区基金模式，通过税费减免、购买服务等政策引导企业、慈善组织参与，让社会力量成为政府投入的重要补充。

作为长期推动“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资源）的实践者，邓琳特别提到基层力量在县域服务中的作用。她曾在全国两会“委员通道”分享残疾人王荔的故事，在“五社”力量帮扶下，先天性肢体残疾王荔从闭门不出转变为服务社区的志愿者。

“县域服务统筹不是‘向上收权’，而是‘向下赋能’。”邓琳表示，应将“五社联动”机制纳入县域服务体系，在乡镇培育专业社工站，发展老年、助残等特色志愿服务队伍，让服务沉到村社“最后一米”。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群体，可通过“社工﹢志愿者”结对模式，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精准服务。

县域服务的统筹与投入，最终要落到“群众可感可及”上。渝中区双钢路社区的两位老人，因社区开办老年食堂，从“做饭难”变成“天天盼着去食堂唠嗑”。在邓琳眼中，“一顿热饭、一个学位、一张病床，这些看似微小的需求，就是县域服务的发力点。”

她进一步表示，“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部署已明确方向，接下来更要通过统筹资源配置、完善投入机制、激活基层力量，让县域成为民生保障的“坚固堡垒”，让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稳、安全感更强。（记者 赵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