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2025首届峨眉山普贤菩萨造像与绘画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峨眉山大佛禅院举行。此次会议为普贤文化研究构建了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梳理了普贤文化的发展轨迹，为系统推进佛教中国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研讨会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佛学文化研究中心、峨眉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交流中心及峨眉山佛教协会联合主办，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艺术委员会等单位承办，吸引了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普贤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象征理德与行愿。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研究员黄崑威谈到，普贤信仰虽发源于印度，但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在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生根演变，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肌理，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普贤文化的“行愿”精神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作为普贤道场，峨眉山不仅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圣地，其独特的历史、景观与圣迹更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符号。同时，峨眉山作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包容特质。

造像艺术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载体，其演变直观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原国家宗教局办公室主任、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陈红星表示，自南北朝以来，汉传佛教中的普贤造像遵循“教义坚守与审美本土化”原则，经历了标识固化—风格本土化—功能世俗化—表达时代化的演变过程。造像艺术积极融入儒家伦理、道教审美及民间吉祥文化等元素，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强调，佛教造像只有在“坚守核心、适应本土”原则下传承与创新，其兼具佛教神圣性、艺术审美性与文化包容性的生命力才能延续，不断焕发新的光芒。峨眉山普贤大佛禅院普贤像与金顶十方普贤像，正是当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典范，为现代佛教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范式。

四川省博物院首席专家、四川省博物协会副理事长侯世新谈到，普贤信仰虽起源于印度佛教经典，但东传后在巴蜀地区扎下根基，峨眉山凭借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发展成为普贤信仰的重要道场。东汉末期佛教传入巴蜀，隋唐以来，蜀道为高僧云游提供了便利条件，商人与僧侣带来的佛教典籍、图像与艺术，推动了普贤信仰在此地的落地生根。实际上，佛教入巴蜀之初，其中国化进程便已悄然开启。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苏金成教授谈到，普贤菩萨图像传入中土后，在本土文化语境中逐步改造和完善，形成了具有汉化特征的视觉符号体系，即汉化普贤菩萨图像。其创作来源既包括佛教典籍，也吸收了世俗文学的元素，为图像绘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参照。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并侍从像”壁画，作为汉化普贤图像的早期范式，已展现出鲜明的汉化特征。随着普贤信仰在民间社会的普及与绘画艺术的发展，普贤图像愈发多元化，水陆画中的普贤图像可分为正面坐像、群像并置、骑象形态三种典型范式。这些图像在延续佛教教义的同时，巧妙融入儒道文化与中土美术风格，其功能也从单纯的宗教仪式媒介拓展为文化象征符号，完成了跨文化艺术的融合与重构。

《中国宗教》杂志社编审李嶷、山东东营书画院画家李俊杰均围绕“明代文人画中的普贤菩萨图像”发表见解。李嶷认为，明代文人画家创作的普贤题材作品，既保留了“白象”这一核心标识，又融入了文人画的笔墨情趣，成为宗教艺术与文人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他以“洗象图”为例分析，指出“象”与“相”谐音，“洗象”寓意扫除对名相的执着，这一理念与禅宗思想密切相关，而此类题材的诞生，正是佛教美术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李俊杰则表示，明代文人画中的普贤菩萨，在形象塑造上，由“神圣偶像”向“文人精神的投射”转变；在场景构建上，从“宗教圣地”转变为“文人生活空间”；在笔墨技法上，从“程式化勾勒”转变为“文人笔墨的抒情”；在精神内涵上，从“宗教虔诚”转变为“文人禅理和人生体悟”。明代文人画对普贤菩萨图像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丰富了中国宗教绘画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也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峨眉山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洗礼，积淀了丰富而厚重的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永寿法师表示，此次研讨提升了普贤文化艺术及行愿思想研究的高度，增强了峨眉山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希望学术界与宗教界能够继续携手，以科学方法和创新思维深入研究佛教艺术，让古老的佛教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