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起用了一大批国民党旧军官担任教员及相关工作，最高峰时人数近600人之多！他们为新中国军事教育事业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并有139人在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经彭德怀、刘伯承过问，被授予从上尉至大校军衔，成为中共统战史上一段佳话。

1958年2月8日，部分军事教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前留影。

“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1951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军队大军事家刘伯承负责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校址设在南京，负责培训全军军级以上高级指挥、参谋人才，是解放军最高学府。

根据历任过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的钟期光回忆，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大胆起用原国民党军官，最多时为589人：1950年从各个解放军官团调来399人，1951年从西南军区调来80人，1952年从新疆等地调来110人。他们多数是解放战争后期在战场上被俘的，部分是和平接管的，少数是战场起义的。其中，担任军事教员的434人，其余任文化教员或其他机关工作。（见《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月版）

这些人通称“旧军官教员”，他们一度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中将、第35军军长朱大纯中将、第68军副军长王志远中将、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少将、国民党陆军大学代教育长杭鸿志（兼兵学研究院中将主任）。

这些“旧军官教员”能在解放军最高学府里效力，自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专门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顿便饭。

根据《刘伯承传》记载，他曾风趣而又诚恳地说：“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人民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一定更加生动深刻。今后，诸位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见《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是与学员之间的矛盾。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一部分人由于政治立场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比较陈旧机械，有的崇拜英、美，有的迷信德、日。还有的不自觉地使用过去惯用的贬低人民军队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人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还不是照样打胜了！

刘伯承觉得这个矛盾不解决，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进程。

“革面洗心，屁股坐正”

在一次全院教员、学员大会上，刘伯承十分严肃地说：“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对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他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见《刘伯承传》）

他大声疾呼学员要“尊师重道”，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师生关系：教员与学员之间，已经不是旧军官与老干部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军事学院的堂堂教员与堂堂学员之间的组织关系、师生关系。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人民解放军的立场任教；他们传授的内容是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尊重教员，就是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是尊重科学。（见《钟期光回忆录》）

刘伯承的讲话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了一池静水，给广大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心中更是激起了层层涟漪。据《刘伯承传》记载，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敬佩刘将军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宿物、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从刘将军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在对“旧军官教员”尊重、鼓励的同时，刘伯承也注意从政治思想、军事学术两方面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要求他们“革面洗心，屁股坐正”，政治思想上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严格遵守《共同纲领》，齐心协力为新中国奋斗；在军事学术上，批判资产阶级陈腐的反动的军事观点，接受与教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端正教授态度。在加强思想引导的基础上，学院注意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为每人颁发了《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为本人及其家庭确立了政治与荣誉地位，帮助其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对其中少数人口多、负担重者，予以特殊补助。

通过一系列严肃而又人性化的教育、引导，“旧军官教员”感触很深，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最高荣誉”

学院最初任教的231名军事教员中，只有3名中共党员，其余228名为“非党教员”（占94.3％）。（见《钟期光回忆录》）随着军事学院自己培养出的党员教员一批批走上教学第一线，随着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任教，“非党教员”的数量和比例逐年减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上级安排转业到原籍或江苏省、南京市的人民政协等单位工作。

1955年2月至9月，解放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正值全军开展“肃反”运动，由于政审和审批都比较复杂，中央军委决定“原为国民党军队校级以上的解放和留用军官，现在各教学机关及学校中工作者原则上不评衔”。到1955年12月，学院还有391名“非党教员”（其中旧军衔少将以上107名，占27％，旧校官203名，占52％）。随着党员教员逐步成长起来，如何给这批政治上日益进步的“非党教员”以出路？

1956年5月，经过反复权衡并考虑党外民主人士意见，国防部又发出指示：“解放战争以来参加我军工作的原国民党军队校以上军官，经审查历史上无严重问题，目前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年龄在评衔后不超过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适合长期留队工作的，可评定授予其军衔。”

1957年上半年，按照国防部上述指示，军事学院给在职的“非党教员”初步评定了拟授军衔。3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工作组来学院检查工作期间，还专门召开了“非党教员”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全院干部大会上提出：不应叫原国民党军官为“旧军官”；这些人有战斗经验，不管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战争性质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应当尊重他们的经验；他们也是一笔祖国的宝贵遗产。

1957年4月起，全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6月间，军事学院召开“非党同志座谈会”，邀请“非党教员”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党整风。这些人着重对“党与非党的关系”“非党教员的使用”“看教材受限制”“七年间没有一个人能入党”，以及“肃反运动人人过关”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迟迟没有授衔，自然也是主要话题之一。

确实，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已经接近2年了，“非党教员”一直没有军衔，因而也就没有新的制式军服和符号、肩章。他们对此反应强烈，感到自己“非兵非民”，上课和出入营门都很不方便，自尊心和教学积极性也受到影响。据《廖汉生回忆录》记载，他们情绪激动地表示：“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最高荣誉，可以对教学工作起到鼓励的作用，有就光荣，至于高低没有意见，给什么要什么。”在座谈中，也有一些人言辞相当激烈。

“给‘非党教员’全部授予军衔”

1957年8月起，根据刘伯承的建议，中央军委以军事学院战役系、高级速成系、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这6个系为基础，分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等6所学院，军事学院地处南京不变，从此通称南京军事学院，廖汉生中将（国防部副部长）担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治委员，负责培训全军团级及部分师级军事指挥员。这时，学院仍然担任教学工作的“非党教员”还剩下200余人，另有57人长年住在学院招待所里等待分配。

作为军事学院军政主官，廖汉生、钟期光面临着一个难题：“非党教员”能不能参加评授军衔？全院上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争论不止。学院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7个小时，仍然没有统一认识。

钟期光、廖汉生、张震（左起）

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廖汉生、钟期光在会上会下反复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深入了解情况。他们逐步了解到，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好处理之处：从“非党教员”的历史来看，他们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待了几十年，因而均有程度不同的问题甚至是历史罪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他们在加入我军后，特别是在军事学院建立6年多来的工作中，都作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不少人立功受奖；在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被认定有“右派”言论，而这部分人当中有些却是平时工作比较好的，相反，一些平时工作不大积极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因此，对工作较好却有“右派”言论的这种人不予授衔，而给工作不积极、也没发表言论的后一种人授衔，显然不合适。但是要给所有的人都授衔，保卫部门又通不过。

对这个矛盾的问题，廖汉生、钟期光最终形成统一的看法：对“非党教员”授衔，是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从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施以来，我军军官已经普遍授予了军衔，在贯彻、执行条例上必须一视同仁，把“非党教员”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看待。如果时至今日还不能妥善解决这些同志的军衔问题，必然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

在对“非党教员”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学院党委常委会会议反复讨论，初步拟定出方案：“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给‘非党教员’全部授予军衔，若今后发现问题再予清理。”

“要继续追求政治进步”

为稳妥起见，廖汉生和副院长张震中将又专程来到老院长刘伯承元帅家里，征求他对学院“非党教员”授衔的意见。为了团结、教育、改造这些“非党教员”，为了发挥他们的专长，刘伯承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的情况最熟悉，因而最有发言权。

综合《廖汉生回忆录》记载，刘伯承向他们建议：一是要对“非党教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心中有数。比如朱大纯，他是傅作义将军旧部，当过傅将军王牌军第35军军长，追随傅将军积极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对他的态度体现党对傅将军的统战政策，一定要慎重。二是要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利用旧军官提高我军军事素养，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利用俘虏军官搞军事教育不新鲜，红一方面军有个陈时骥（国民党军第59师师长），你们红二方面军（廖汉生成长于红二方面军）有个张振汉（国民党军第41师师长）。当年，我在苏联军校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

最后，廖、张向刘伯承如实汇报了学院上下的分歧意见，刘伯承谨慎建议：要尽可能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一时难以统一，也可以考虑稍稍推迟授衔的时间。谈话中，刘伯承郑重指出：在南京军事学院创办初期，“非党教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场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

对于刘伯承所言，张震衷心认同：“军事学院编写教材的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研队伍有着直接的联系……史料处有百余名研究人员，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经过正规学校训练，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是建院之初刘帅力排众议留下来的。”（见《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刘伯承这时旁观者清，坚定了廖汉生等人推进为“非党教员”授衔的信心。

“非党教员”参加南京军事学院阅兵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廖汉生、钟期光等更加相信学院党委常委会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也是符合这次全党整风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于是，学院党委正式决定立即给“非党教员”全部授予军衔，并上报军委批准。

1958年2月8日，南京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联合举行授衔典礼，由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中将，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上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朱大纯等159人解放军军官军衔。其中，南京军事学院共有139名教员（此数据根据廖汉生回忆，钟期光回忆是146名）被授予军官军衔，朱大纯、王志远、王晏清被授予大校军衔。

为了激励这些同志进步，也为了表示一视同仁，廖汉生指示把授衔典礼组织得格外隆重而庄严，学院领导同志带领全院100多名干部出席典礼，并特意邀请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统战部门、人民政协的代表人士出席。虽然推迟了近两年半才授予军衔，但这些“非党教员”身着新军装，佩戴上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军衔时，喜悦、自豪、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许多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钟期光上将向全体被授予军衔的军官表示祝贺，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军官。最后，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朱大纯代表全体军官致答词，表示：“要继续追求政治进步，更好地工作，来报答人民给予的荣誉。”

当天晚上，学院又举行了庆祝宴会和文娱晚会。持续一整天的授衔活动，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通过授衔，南京军事学院“非党教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大大激发起继续追求政治进步和献身军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这也是军事学院统战工作的一大创举。

（本文作者为知名军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