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人民军队中诞生了一系列用朱德名字命名的荣誉勋章、战术名号与编制团队，其中“朱德神枪手”这一称号，因精准契合实战对抗的需要，成为当中最具标志性的荣誉象征。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八路军依托该荣誉称号发起的“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是在敌后战场物资极为短缺的情况下，系统性提高战斗力的关键训练实践，对强化部队作战效能、激活官兵训练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朱德神枪手”奖章

《朱德的射击手》歌曲

发起“朱德神枪手”练兵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华北、华中等敌后作战区域，八路军的生存及战斗环境变得空前复杂与严峻。侵华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军事清剿，同时从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妄想连根拔起八路军的物资供应体系与抵抗基础。日军频繁出动重兵，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根据地的生产生活秩序被破坏。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越发突出，他们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包围与物资禁运，形成了与日军“扫荡”互为配合的双重压迫态势，试图从经济上“困死”八路军。

双重困境面前，八路军既要应对日军几乎每日不停的军事侵犯，还得努力克服武器装备极度匮乏、粮秣弹药储备稀缺、后勤保障近乎瘫痪等一系列难题。怎样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打破敌人封锁、增强部队战场存活能力与战斗效能，成了八路军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

从军事训练实际状况看，当时八路军战士们往往是在战斗中边打边学，缺少系统的射击理论、规范动作指导和长期稳定的训练计划，根本无法满足敌后战场对精准化作战能力的严苛要求。在敌后游击作战、伏击歼敌作战与遭遇冲突作战等常见战斗形式中，精准射击能力往往是决定战斗成本与胜负走势的关键因素。优秀的射击水平能够远距离精准击中敌军的关键人物，比如指挥官、机枪手等，以最小己方伤亡代价实现作战目标，这正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核心军事原则的精髓所在。

正是由于对战场真实需求和部队训练短板有着深刻洞察，1943年10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论军队的管理问题》报告，提出“每一个战士要练成神枪手，练成第一等的投弹能手，人家甩三十公尺，我们甩五十公尺，我们能打得到他们，他们却打不到我们”的训练目标。既明确了八路军军事训练的主攻方向，也为“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的发起提供了理论指引与行动遵循。

开展“朱德神枪手”练兵

朱德发出训练号召后，1943年冬季大练兵活动成为“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的关键实施载体。陕甘宁边区各部队迅速响应，一场以提升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核心的军事竞赛全面启动，标志着“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边区各部队依据自身作战任务与所处环境特点，制订了因地制宜的训练规划。训练场地大多选择在根据地周边隐蔽性强、地形开阔的荒野或山坡，那里没有现代化的射击靶场，也没有专业训练设施，但部队通过“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办法，保障了训练活动的顺利开展。

在射击训练环节，教官严格遵循“基础先行、循序渐进”的准则，从持枪姿势、呼吸节奏控制、瞄准校准等最基础的动作教起，采用“一对一纠正、手把手指导”的教学方式，保证每一位官兵都能掌握规范动作要领。为让训练更贴近真实战场场景，训练时除了设置传统固定胸环靶，还增设了移动靶标，模拟敌军行军、冲锋等运动状态，以此提高官兵对活动目标的射击命中率。

训练进程中，武器弹药与器材匮乏是最棘手的难题。八路军装备主要依赖从战场上缴获，来源不稳定且数量稀少，子弹更是稀缺物资，每一发都无比珍贵。为解决这一困境，很多部队创造性采用“空枪训练﹢实弹检验”的训练模式。日常训练主要以空枪模拟练习为主，战士们反复进行持枪、瞄准、扣动扳机动作，通过成千上万次重复性操作，强化肌肉记忆，培养稳定射击手感；只有在阶段性考核时，才给战士们分配少量实弹，确保每一发子弹都能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价值。

为了充分激发官兵训练热情，许多部队构建了定期军事竞赛与分级荣誉奖励相融合的激励机制。部队定期举办军事技能比武竞赛，射击比赛项目会设置不同距离的胸环靶、头靶以及模仿日军士兵身形的全身靶，要求战士们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卧姿、立姿、跪姿等不同姿势的射击动作，最后以击中环数与射击精准度来评判成绩。对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个人，部队给予精神表扬与物质奖励并重的褒奖，其中“朱德神枪手”的评定标准被明确为“3发子弹命中21环”，获此殊荣的战士，能得到一枚直径2.9厘米的铜质奖章。这样的荣誉激励，使得整个部队形成了你追我赶、不甘人后，踊跃提升射击本领的浓厚训练氛围。

“朱德神枪手”中的典型

“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开展期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部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军事技艺超群的杰出个人与先进集体，他们的生动实践，不但深刻诠释了“朱德神枪手”的精神实质，更成为带动部队整体训练水平提升的重要标杆。

1938年，年仅14岁的孙文秀投身八路军，自此在战火硝烟中摸爬滚打，在实战中逐渐形成了“以最小伤亡歼敌”的作战理念。孙文秀十分注重对实战经验的归纳总结，每次战斗结束，他都在第一时间和战友们研讨战术漏洞与改进策略。孙文秀还特别注重战场环境的利用，他认为战场上一草一木都能成为掩护己方、抵御敌人的屏障，离敌人越近的遮蔽物，越能干扰敌人视线与射击角度，对我方的保护价值也就越大，孙文秀这种思考成为部队战术教学的经典范例。

吴德胜自幼就有“弹弓王”的绰号，他曾凭借精湛的射击技术，一口气击毙37名日军，成为战场上战友们学习效仿的榜样。后来到了延安，吴德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训练演示中，以卧姿、立姿连续射击3发子弹，全部正中10环靶心，三个弹孔呈规整“品”字形排列；当朱德现场抛起碟子作为空中移动目标时，吴德胜反应迅速，瞬间举枪射击，一枪就将空中碟子击碎，其射击速度之快、精度之高，让在场所有官兵惊叹不已，赢得了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的高度赞誉，成为“朱德神枪手”的杰出代表。

胡先汉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时，曾在战斗中采用单发点射方式来消灭敌人，那场以少胜多的遭遇战让胡先汉声名远扬，战友们都称他是“机枪神射手”。长征抵达陕北后，因为枪法出众，胡先汉被抽调到红军大学（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担任射击教官。抗大教学既有固定课堂教学，也有流动性实战教学。胡先汉常常跟随作战部队到一线开展流动教学，在真实战斗中传授学员们如何捕捉战机、掌握射击要领，经他悉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神枪手，不少人后来获得了“朱德神枪手”的殊荣。

“朱德神枪手”练兵的影响

“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通过对军事素养特别是射击技术的强化训练，让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官兵的军事技能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跨越。在后续对日伪军作战中，神枪手们对敌军关键目标的精确打击，有效扰乱了敌军作战部署，显著降低了己方部队伤亡损失，有力地遏制了日军“扫荡”的嚣张气焰。

同时，“成为朱德神枪手”成了广大官兵训练的重要奋斗目标，这种源自内心的驱动力，支撑着他们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始终保持高涨的训练热情。尤其是先进典型人物的英勇事迹，经报纸、广播、漫画等多种宣传渠道广泛传播后，在全军推动形成了“学先进模范、当标兵能手”的良好风气，筑牢了“同仇敌忾、奋勇抗敌”的精神共识。

“朱德神枪手”练兵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实践，很快就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的训练模仿样本。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部队纷纷参照，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类似的军事训练与技能竞赛活动，陆续涌现出刘二堂、李殿冰、魏来国等一众神枪手。与此同时，这类训练运动也成为凝聚军民鱼水情谊的重要纽带，根据地群众通过现场观摩部队训练，主动帮忙承担后勤保障事务，为部队捐粮送弹、提供可靠情报，许多热血青年受运动精神感染踊跃参军入伍，形成了“军民一心、并肩抗敌”的良好局面，让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