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自1926年接办以来，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处理读者来信。从最初的日均40封，到后来的日收千封，来信数量的激增见证着这份刊物与读者日益紧密的联系。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

1932年冬季的一个深夜，在上海福州路生活书店二楼办公室里，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信是一位失业青年写来的，字里行间满是绝望：“我是去年八月失业的……在这个被少数特殊人占有的现社会里，我们这样的一群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呵！”邹韬奋立即提笔，这封信，他不仅要回复，还决定刊登在“读者信箱”栏目，让更多人听到民众的呼声。

另一封是一位名叫吴晓晨的青年写来的，诉说着教育与职业不能两全的困境：“因社会经济的衰落，生活程度的提高，子弟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困难……”邹韬奋沉思片刻，开始了长达两三千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社会制度根本改造。另一种方式就是先迁就环境，尽可能先入学，入学不成就只有寻业。”

邹韬奋深知每一封来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着各自的苦衷。正如他所说：“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十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达4万多封，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让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让每一份苦难都能得到回应。

（作者系民进常州市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