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迟迟不予承认，并没有将恢复邦交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直到7年之后，中苏两国的邦交问题仍悬而未决，竟一度成为外交难题。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时任北大临时校长的蒋梦麟为首，著名学者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北大学者群体，深感忧愤与迫切，决意向当局联名上书，群起呼吁尽快承认苏俄与恢复邦交。

时至1924年2月16日，北京《晨报》刊发了一通北大教授群体要求当局承认苏俄、速复邦交的联名公开信……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于北京西山。

1917年：中国发生“新文化运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刚刚经历“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中国，又进入了“护法运动”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正当中国“护法运动”期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值此国际国内时局剧变之际，中国学者群体深感震撼与触动，纷纷以各自的思想立场与预见预判，对此表达着自己的观感、体会与意见。

由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北大教授群体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一年激越肇始、蓬勃发展。中国最大的邻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举推翻帝制，成功缔造苏维埃政权，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震动了全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刚刚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随之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进入了大力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此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宣讲核心平台——《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大量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9年1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出版时间标注为1918年11月15日，实际出版时间延后），刊发李大钊所撰《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原题为《Bolshevism的胜利》。该文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并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强调，世界的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使黑暗的旧中国重见新光明。这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十月革命”的经典之作，流布深远，享有盛誉。

毋庸多言，受世界格局与国内时局剧变之影响，更兼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北大教授群体群起宣传之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巨大力量与非凡意义，纷纷表示支持与认同这一新生政权，纷纷倾向于中苏两国应当尽快恢复并确立友好外交关系。

47位北大教授呼吁承认苏俄

然而，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一新生政权持游移不定、消极观望的态度，迟迟不予承认，并没有将恢复邦交关系提上议事日程。以至“十月革命”7年之后，中苏两国的邦交问题仍悬而未决，竟一度成为外交难题。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时任北大临时校长的蒋梦麟为首，著名学者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北大学者群体，深感忧愤与迫切，决意向当局联名上书，群起呼吁尽快承认苏俄与恢复邦交。

时至1924年2月16日，北京《晨报》刊发了一通北大教授群体要求当局承认苏俄、速复邦交的联名公开信。两天之后，2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也迅即转刊了这通联名公函。报载原文如下：

北大教授力促恢复苏俄邦交

致书王正廷氏，署名者四十七人

自英意承认苏俄后，世界各国对俄外交均呈一新变化，吾国与俄壤地相接，悬案尤多，故先承认苏俄再开中俄会议，诚为今日之唯一要图。但我国外交当局自来即为优柔仰息，近虽有承认苏俄之拟议，而又返顾美日而不敢毅然立断，国人中之有识者，至于今日，自不能再坐视，以使国家大计之一误再误。十五日，北京大学教授特致函顾维钧、王正廷，望其即行宣布恢复中俄国交，原函略谓：

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邦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迫，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常随复。若夫或有日月之延，踌躇之应，所以视其统治之力，而察其主体之固定与否。诚以玉帛既将，则信誓无更，谨之于前，庶以寡侮，非谓一旦解携，遥无复合者也。俄自革命以还，既有年所，曩者犹有旧党扰攘，可以却虑，比则苏维埃共和国已大联合，其四境已谧，寇逋就除，人情趣一，主体固定，尚复何所审顾？而俄使三至，迄无酬答，所以海内怀疑，或受牵制，抑苏俄以平民革命推覆帝政，纵其为治方略，未与我同，此其国内之情，无涉邻与，言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况俄之与我经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宜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嘤呜。至迩来外交之术，每于国交回复之际辄有要求附带之条件，揆之法理，虽为一谈，违理之行，岂宜效率？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若先以利合，后图未可必也，所以思维再三，佥谓宜绝瞻顾冀望之怀，立遗尺一复续两国之交。先民有言，当仁不让，梦麟等欲言之执事者有日矣，以为执事折冲尊俎，见岂不同。而乃声闻久寂，似畏前驱，今者着吾先鞭者已二国矣，宁当复使超轶绝尘而甘局促自后于人哉？扬国声而辑与国，惟执事之是图云。署名者：蒋梦麟、陈大齐、王星拱、沈尹默、张竞生、胡适、顾孟余、汤尔和、马叙伦、李煜瀛、马裕藻、沈士远、谭熙鸿、李大钊、朱希祖、沈兼士、陈源、丁燮林、陶孟和、周作人、林玉堂、周览、皮宗石、郁达夫、江绍原等四十七人，皆北大教授中知名之士也。

上述约800字的联名公函，发起者为蒋梦麟，与之联署的胡适、李大钊等共计47人的北大教授群体，可谓同时期北大所有知名学者的集合，阵容庞大且颇具代表性。

高度共识，群起呼吁

以蒋梦麟为首，胡适、李大钊等北大教授群体一致认为，对苏俄革命及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观察与权衡，早应得出结论，可苏俄革命7年之后，“比则苏维埃共和国已大联合，其四境已谧，寇逋就除，人情趣一，主体固定，尚复何所审顾？”

蒋梦麟等一致认为，承认这一新生政权，应当并无难点。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实际国情方面考察，中苏两国都理应为“良友”。为此强调称“抑苏俄以平民革命推覆帝政，纵其为治方略，未与我同，此其国内之情，无涉邻与，言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且自古以来，中俄两国本即邻邦，更应及早应恢复邦交，“况俄之与我经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宜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嘤呜”。

联名公函中还特别提到，当时已承认苏俄的国家，世界上已有两国。所谓“今者着吾先鞭者已二国矣”，此二国乃英国与意大利。这一消息，早已见载于1924年2月间的《民国日报》。2月8日，该报《觉悟》副刊更刊发主编邵力子所撰《英意两国同时承认苏俄》一文，向国内读者广而告之。邵文对北洋政府迟迟不承认苏俄，未能首先承认并与苏俄恢复邦交，感到极其遗憾与痛心。因此，邵文末段十分明确地指斥当局称：

只可惜有特别关系的中俄邦交，为了北京政枢久被北洋军阀把持，竟不能首先正式恢复。中国底反革命派，当然配不上替法西斯蒂做奴才，然而他们误国的罪恶，却比法西斯蒂党更甚，国民于此总该十分明白了！

与邵文观点颇有默契，且于承认苏俄这一事体之上，持有高度统一意见的北大教授群体，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国家责任感，深感值此重大历史关头，理应“当仁不让”，遂向当局联名上书，慷慨陈辞，力促中国政府尽快承认苏俄，及早恢复中苏两国邦交。

再度联名公开信

北大47位教授的联名公开信公开发表近一个月之后，这一群体再度聚议，再度联名致函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表达了对中俄恢复邦交的热切关注与迫切希望。原信如下：

少川先生大鉴：

前因回（恢）复中俄国交，奉书略陈鄙见，已荷垂赞。比闻王儒堂先生与俄国代表会商结果，不徒彼此已相谅解，且得大体妥协。麟等渴望之怀，殊为欣慰。方冀一经决定，遂可观成，乃昨披报载，情形似又有迁延之势。执事折冲樽俎，谋国深筹，固不厌于精详，然交以利成，为弊已久。中俄均新造之邦，似宜相见以诚，为世界外交创一新例。况大体业经妥协，苟复铢称量较，神智必不周，亦与承认原则相去愈辽。或更发生误会，则累时协议之功，既付东流，而舆情所属，益为失望。麟等为国家声誉及执事勋劳计，不能已于方也，用敢再布区区，至祈亮察，顺颂政祉不宣。

这一通联名公开信，仍是北大47位教授再度致意当局之举。因为从报刊消息上得悉，中俄邦交恢复似乎又有了一些阻碍，进度因之放缓，这47位北大教授，为之忧心如焚，即刻就又撰发了这一通联名公开信。

不过，因种种原因，这一通联名公开信，再未能于京沪两地报刊公开刊登出来，只是因其底稿尚存留于北大，今人对此事方才有所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两通联名公开信因有李大钊之署名，均被辑入《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可这两通联名公开信之上，也均有胡适署名，而《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却均未曾收入，又实可称之为胡适“佚信”。再者，又因有郁达夫署名，可《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也未收入，亦可称之为郁氏“佚信”。此外，还因有周作人、林玉堂等署名，仅就这些生前编有自选集，逝世后亦编有文集、选集之类的学者而言，这一通联名公开信，亦可纳入其名下；又因其文集、选集也未收录，或亦可将其视之为“佚信”或“集外文”。

总而言之，这两通北大学者群起呼吁承认苏俄的联名公开信，因年代久远，旧报散佚难寻等种种原因，故近百年来渐为时光湮没乃至为后世遗忘。时至今日，仍未见研究者公开披露，更不用说充分了解与深入探研这一史事与这段历史了。

1924年6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89号，刊发了“来件”，题为《庆祝中俄恢复邦交》。（此为版头局部）

中苏确立邦交

就在北大学者群起两度呼吁承认苏俄两个月之后，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署。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俄恢复邦交与中苏确立邦交相关外交工作的开启。

1924年6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88号，刊发了两个整版的公告，总题为《庆祝中俄恢复邦交》，内容主要为中俄两国政府签署的《中俄大纲协定及附件》全文。公告正文之前，尚有蒋梦麟特别撰写的简短按语，原文曰：

中俄交涉业已告一段落，为我国外交史上立一新纪元。凡我国人，不可不有庆祝之举。兹将两国协定全文，登载本校月刊，以供研究。并以志我国外交当局，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当局，及苏俄代表之劳绩焉。

试看这短短不足百字的按语，蒋梦麟等北大教授群体的欣慰之情，已然充溢于字里行间。他们群起呼吁当局承认苏俄，恢复邦交之事，终于尘埃落定，可以展望未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刊载《庆祝中俄恢复邦交》这一公告的这一期《北京大学日刊》，实为一张四版的报纸。其中两个整版，即全天报纸的半数篇幅皆为此公告；另外两个整版，因正值北大招生季，刊载的乃是《国立北京大学招考简章》及相关规定章程。

仅就这样的版面配置而言，不难揣测得到，当年因需报考北大或对北大报考有所关注的读者，在传阅当天的这一份《北京大学日刊》之际，都会有意无意地接触到《庆祝中俄恢复邦交》这一公告。这样的传播广度与力度，对中俄恢复邦交与中苏确立邦交这一历史事件的公众周知度而言，无疑更是有力地促进了。

匿名神秘“来件”

《庆祝中俄恢复邦交》这一公告，刊发当天6月7日为星期六，周末休息一天之后，6月9日星期一，《北京大学日刊》第1489号，又刊发了一通匿名的神秘“来件”，竟与两天前刊发的公告同名，也题为《庆祝中俄恢复邦交》。

这可不是一通普通的“贺电”，而是提纲挈领将中俄两国恢复邦交的历史意义，条分缕析地将中苏两国确立邦交的历史价值，既激情洋溢，又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出来。事关重大，不妨细读，原文照录如下：

庆祝中俄恢复邦交

我们庆祝中俄邦交恢复，因为被人宰割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已经扬眉吐气与他一民族立在平等的地位了。

我们庆祝中俄邦交恢复，因为这是证明弱国还有外交，中国还能认识和分别她的敌和友，毅然冲破帝国主义的干涉重围与俄国缔结此亘古史上的平等条约了。

我们且看帝国主义铁骑下的侵略：

（一）强租我们的土地；

（二）攘夺我们的铁路矿山诸资源；

（三）共管我们的关盐税；

（四）干涉我们的行政权；

（五）分割我们的司法权；

（六）任意菅我们的生命；

我们再看中俄协定所给与我们的利益：

（一）苏联抛弃一切由条约所得的租界租地，及其他特权；

（二）苏联抛弃一万万元的俄国庚子赔款，作为教育基金；

（三）苏联取消领事裁判权；

（四）对于苏联中国得自定关税税则。

我们所以要庆祝中俄恢复邦交，就是因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此次协定给我们以争自由独立之路了。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正式承认俄国，但中国的外交上仍不免多事。请看虎视眈眈的列强是如何仇恨中国承认苏俄，他们的机关报，明目张胆扬言，不许中俄单独解决中东路与外蒙。他们已存心去干涉将开的中俄会议，掠夺中东路与外蒙了。

我们庆祝此次交涉的成功，但我们同时要努力奋斗的是：

（一）取消列强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一切已损失的利权；

（三）反对列强干涉中俄解决中东路与外蒙；

（四）反对列强干涉中俄会议。

上述约500字的“来件”，以提要列举的方式，将“庆祝中俄恢复邦交”这一主题有力地烘托了出来。为何庆祝，怎样庆祝，庆祝之后又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均以要点列置而出，可谓一清二楚，明白无误。

此文虽未署名及标示出处，可这样的笔力与文风，这样的识见与胆魄，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大钊。可以说，此文不啻于继《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的又一“胜利”之作。如果再联系到1924年六七月间，李大钊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身份，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6人，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一历史事迹：此文的出现，或可视作此行的“预告”，似乎亦属顺理成章。

当然，至于究竟是不是李大钊所作，所有这些看似合乎历史情境的揣测，都还无法确证，也只能存而待考了。

（本文作者系知名文史学者，著有“近世人物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相关著述3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