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积高先生1987年出版的《赋史》，则将赋体文学的研究一下子从汉代扩展到整个文学史，并对其从汉到清的发展历史做了清晰的描述，让学界站在整个文学史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赋这一重要文体。

● 正是读了马先生的诗，我才对他的人格人品有了更好的了解，知道他的学术追求的源渊所自，那是一个有着崇高人生境界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所在。

一

马积高先生是当代赋学的开创者，他在赋学研究上的贡献早已经有了定评。我对马先生在赋学上贡献的认识，是从我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体会出来的，这要追溯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始。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的77级本科生，当时我们上大学时所学的文学史上，基本还没有赋学的地位。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买过一张中国古代文体图表，将中国古代文体概括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大类型，然后按朝代将各个时代的主要文学作品列在表上，在这个表格当中，根本就见不到赋的影子。到了1979年，游国恩等五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重印，成为我们的教材。这本书中也仅仅在汉代简单地介绍了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六朝以后也根本没有赋的影子。所以，如何正确地评价辞赋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就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被提起。山东大学的龚克昌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呼吁恢复汉赋的历史地位，写了系列文章，并于1984年出版了《汉赋研究》一书，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对于重新恢复赋体文学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但是龚克昌先生的研究仅止于汉赋，至于汉代以后赋体文学基本上没有涉及。而马积高先生1987年出版的《赋史》，则将赋体文学的研究一下子从汉代扩展到整个文学史，并对其从汉到清的发展历史做了清晰的描述，让学界站在整个文学史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赋这一重要文体。可以说，正是《赋史》的出版，标志着赋体文学重新回归漫长的中国文学史。由此而言，马积高先生无愧是新时期以来赋体文学的开创者，他的这一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

我对赋体文学的关注，缘自于1985年初开始在东北师范大学跟随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杨先生的想法是想让我们这一届的三名博士生研究汉代文学。我受当时的学风感染，也感觉汉赋特别值得深入研究，想以它为题做博士论文，当时我的师兄曲德来也想做这个题目，于是我就把选题改为汉代诗歌。但是要研究汉代诗歌，自然要辨析汉诗与汉赋二者的关系，所以就一直思考并关注这一期有关赋学的研究成果。马先生的《赋史》出版之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还是第一时间将其买到并做了详细阅读，并为其宏阔的视野和精彩的论证所折服。我认为这部书作为第一部赋史，不仅从宏观上描述了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脉络，为此后的赋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在赋体的认识上也深有见地。可以说，正是马先生《赋史》的出版，重新恢复了赋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在新时期的赋学研究者当中，马先生的《赋史》之所以备受学界推重，是因为他不局限于对汉赋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而是站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对赋体文学定位，这体现了马先生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眼光，而这也正是我特别敬佩他的地方。

当下学术界流行的一句话是要做有思想的学问，这话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实际上做起来却相当不容易。注重宏观研究者往往注重宏大叙事有时不免空疏，而从事微观研究者又往往流于琐细而可能缺少思想，马先生把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学术考辨紧密结合在一起，走了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他的学术思考首先来自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重大问题的追问，在思考中发现问题，然后再进行微观阐释。他的《宋明理学和文学》《荀学源流》《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汉代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等专著，都是从中华文化史的大视野上认识中国文学和思想，有精神气象，有思想家气质。

马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导师，他的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马先生亲自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并不多，留在高校从事科学研究的只有廖可斌、黄仁生与王德华3人。这3人分别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湖南大学任教，都是当代优秀的学者。其中廖可斌教授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研究》，仅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与马先生几部著作之间的传承关系，见解深刻又基础扎实，是当代学界的领军式人物。廖可斌教授对马积高先生的学术理解，用“专精”“横通”“纵通”“融通”“赤忱”所做的概括极为精到，在字里行间又充满了感情。王德华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我的专业研究方向相同，因而对她有更多的了解。她的博士论文是《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众所周知，将屈原视为“爱国诗人”是当代流行的观点，关于楚文化与楚辞的关系以及对屈原作品的深入考证又是当前的学术热点。王德华教授则将楚辞的产生置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大背景下考量，将屈原一生所执着追求的“美政理想”与“内美”“修能”，概括为“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的品性”。我认为这是对屈原精神的最好概括与解读，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先生的学术对她的深刻影响。

三

读马先生的书，为他深刻的见解和有气象的学术所感染，自然让我怀想他的人品与人格，遗憾的是我却没有机会见过他，不能亲睹其风采。我的这种遗憾之情不免在马先生的弟子面前有所表露。

正是这个原因，2014年冬季，我收到了马先生高足王德华教授寄来的《风雨楼晚年诗钞》，读后让我大为感动。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可惜我当时并不知道，同样有读之恨晚之感。风雨楼是马先生为其寓舍所起之名，用马先生的话说，无论是旧时山村茅屋两间或是后来迁居学校之公寓，“虽广狭偶有变易，然均为透风飘雨之平房或卑湿之底层”“长年仍与风雨为邻。”这本诗集所收，亦为马先生晚年20余年的诗作。于是他将其寓所“锡以风雨之名，且以冠吾诗。盖志吾生长在风雨之中，其诗亦多抒栉风沐雨之忧乐也。”的确，马先生这本诗集虽为晚年之作，但诗中所写，却颇有湖湘文人的气节情怀。如开篇第一首《寄赠洞庭诗社雅集诸君子》，就可见其抒情基调：“愧负迎春约，飞梦岳阳楼。危栏一极目，九域何悠悠。暖风自东来，生意出平畴……书生多意气，当年苦未酬。时矣思骋力，惜哉才不侔。缅怀范公言，逸乐安敢求。旧学与新知，相期且穷搜。”此诗大约写于1980年，那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刚刚开始之际，百业待兴。诗人遥想梦中登上了岳阳城楼，百感交集。范仲淹心系天下的忧乐情怀未曾忘记，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首诗，典型地写出了那个时代一批老知识分子百感交集的文化情怀。而他的《七十抒怀》四首则更为感人，写出了诗人70年来所经历的人生苦难、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老而弥坚的奋斗精神，展现了诗人独特的品格。诗集中所抒写的朋友亲情、登临游赏与感怀忆旧，如《兰州与晋稀学长话旧慨然有感》《寄题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戊辰端节重游汨罗屈子祠》《平生》诸诗，更是作者性情的真实表露，寄寓深厚，真切感人。

马先生的诗集中多为五律、七绝之作，尤能显示诗人的才气和诗风，如曹公之古直，有悲凉之气。可以说，正是读了马先生的诗，我才对他的人格人品有了更好的了解，知道他的学术追求的源渊所自，那是一个有着崇高人生境界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所在，可谓“风雨楼上系忧乐，辞赋史中续湖湘。”掩卷深思，遥想其人，感叹良久。记得当时我就在诗钞的扉页上即兴写诗一首，未尝推敲格律，聊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今抄录于此，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曾因赋史慕高名，今借诗钞瞻旧容。

沐雨栉风抒兴寄，沉雄幽远胜曹公。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赵敏俐）

《 人民政协报 》 （ 2026年01月22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