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前，于树德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天津法政学堂就读，与周恩来交谊甚笃，共同发起成立新中学会。

此后于树德在天津法政学堂任教，又到北京大学兼职，与李大钊成为挚友。1922年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于树德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农村农民经济合作课程，又多次去黄埔军校讲课。

大革命失败后，于树德退出了国共两党，专做中国农村农民合作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后积极投身抗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于树德应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来到北京。

1919年夏，（右起）张申府、梁漱溟、李大钊、雷国能四人合影于北京中山公园。

风云人物集于一组

我同于树德先生的交往，自1962年至1982年，正好20年整。于树老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组长），也是次次都能到会的召集人。我是这个学习组唯一20年没有更换过的小组秘书。这个学习组的学习时间是每周2至3次，每次上午半天，地点固定在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

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负责全国政协在京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日常学习的工作机构，它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协的初创时期，曾经在上层非中共爱国民主人士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时事政策，提高觉悟，改造旧思想，树立新思想诸多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政协内部的学习工作也随着演变。

情况不断变化，但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力度却在加强。在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之下，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又设立学习分会办公室和学习小组，学习成员达200多人。几十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了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设两名小组秘书，一名分管组织联络工作，一名专职作会议记录、写简报和内参，我长期从事后一项任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报名参加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的政协委员有40多名，经常出席会议的有30来人，能坚持每次都能到会的只有20余人。这个学习组不强调每次学习会都必须到场，可以请短假，甚至可以请长假。最典型的是马寅初，他1962年有准备地在学习组作长篇发言，重点是对国家经济近几年违背经济规律提出批评意见。学习组正准备批判他的发言，他却给办公室写信，说他最近正着手写本重要的书，学习会只能请长假了，而使学习组的计划落了空。

于树德（1893—1982）

正因为这条“来去自由”的老规定，造成这个学习组正式报名40余人，实际能经常到会的成员不到2/3。

在我连续担任小组秘书20年的时间里，能每次到会或经常到会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中，包括无党派及各界知名人物，既有专家学者，又有政军界名人，还有民族宗教界的代表人士。这个学习组的召集人（组长）先后就有5位：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王克俊、程思远。能坚持每次都能主持学习会的，前期是于树德和王芸生，后期是程思远。其他成员有：马寅初、梁漱溟、向达、陈达、熊庆来、翁独健、邹秉文、李书城、李建勋、易礼容、申伯纯（组内唯一的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爱新觉罗·溥仪、杜聿明、宋希濓、黄维、爱新觉罗·溥杰、范汉杰、廖耀湘、杜建时、沈醉、文强、唐生明、赵君迈、董竹君、秦德君、陆殿栋、杨公庶、何柱国、米暂沉、刘亚哲、朱洁夫、巨赞（佛教）、皮漱石（天主教）、阎迦勒（基督教）、刘品一（伊斯兰教）等等。

这个特殊的群体，几乎每个人在旧中国都有特殊的经历，且在本专业和本行业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发言中常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如未引起争议，说过也就算了。问题是这个学习组有几位更特殊的人物。如前所述，1962年马寅初在学习会上“放了一炮”请长假走了。十分凑巧的是，另一位因“闭门思过”而请了长假的梁漱溟，报告要来参加直属学习组的学习了。这真是：走了马寅初，来了梁漱溟！

谁都知道，1953年梁漱溟闯了大祸，但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事准则：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自1962年至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梁漱溟因出格的言论受到大大小小的批判共4次。

除了各学习组联组批判大会，几乎所有直属学习组范围的批判会，于树德都是第一主持人。于树德如何处置难题呢？

善于处理难题的第一召集人

资格老而年又高的于树德，在学习会发言常常只有三言两语，但他作为第一召集人，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敢言。

于树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是1974年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内部学习，也得参与其中，都得表态拥护这个运动。但梁漱溟却一言不发。

不久，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门外，政协机关某群众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责问梁漱溟对运动的态度。因为这里是直属学习组固定的学习地点，包括梁漱溟本人在内所有人都看到了。但主持人于树德并没有表态，督促梁漱溟发言的是时常与他一块打太极拳的赵君迈委员，他在会上说：“梁老，大字报都贴到会场门口了，您总得表示个态度吧。”

梁漱溟沉默了一会，回答说：“这么大的事情，我应该有态度。我已作了准备，无奈我的家人和学生都力劝我不要讲，怕我要说的话有碍时下的政治运动。”梁漱溟吐露了这段话，引得多数组员表示愿意听他讲。梁漱溟又答：“我要讲的话很长，怕误了各位的学习时间。”这时直属学习组第二召集人王芸生（原大公报社长兼总编辑）搭话：“大家愿意听，时间不是问题。您需要多少时间？”梁漱溟回答：“至少两个半天。”

这就创造了在我担任小组秘书20年里个人发言时间最长的纪录。他讲话的题目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强调孔子是中国历史的儒学大家。其中有不适合今天的论述可以舍弃，但决不能一笔否定孔子！

这是一篇正面肯定儒家学说的长篇论文。其中头尾讲了几句与当时政治运动有关的话，即：他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未曾料到，梁漱溟的发言引发了一场“批林批孔又批梁”的运动，从政协直属学习组开始，因火力不够，又扩大到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各学习组，最后又回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前后竟持续了半年多。

最后一次批梁会议上，召集人王芸生问梁漱溟：“批判帮助你的会开了半年，现在又回到我们这个学习组，你大会小会都到场聆听，有何感触？”梁漱溟沉默了一会，缓慢且有力地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也是老话！听起来有点硬。这是因为，一是这么多天的会听下来几乎没有针对我对孔子的论述而言的，二是我这人多年来只坚信自己的理性，在没有充分立论说服我之前，我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性……”

梁漱溟的答复使到会者肃然沉默不语。在学习工作临时领导小组（按：因此时机关军代表已撤走，政协学习委员会机构未恢复，在机关三人小组主持下，各学习组第一召集人都参加了学习工作临时领导小组会议。）开会研究此事时，于树德第一个提出，梁漱溟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清楚，什么样的风雨他没有经历过？再批下去，他还是那个样子，改不了的！与其这样，不如恢复正常学习，传达中央文件，阅读讨论报刊的大文章。

于树德的灭火建议被接受，这场为时最久的“批林批孔又批梁”的内部大批判才告结束。

周总理的“债主”

新中国成立前夕，于树德应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名邀请，从南方赶赴北京，住北京饭店。次日，周总理即到北京饭店看望于树德。热烈握手拥抱过后，周总理说：“永滋兄（于树德字永滋），你是我30年的老朋友，不，老战友了，欢迎你到北京共商国是。可您别忘了，我还欠您300块大洋，如果加上30年的利息，我个人是偿还不起的。”

于树德笑答，“还有这事？”周总理也笑答，“您债主可以忘，我负债的可没有忘。五四运动前夕，我们都在天津，你在天津法政学堂上学，我在南开中学念书，因为搞学生运动，我们相识相知，后来还一块成立新中学会。我们相约同去日本留学，你从家里筹到300块大洋的留学经费，我因家庭断供而一筹莫展。忽然有一天，你急冲冲跑到南开，告诉我，这回有办法了！你说法政学堂给了你一个公费生的名额，我家里筹到的这300块大洋给你，我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块从天津坐轮船去了日本……”

于树德接下话头，说：“就按你说的，是奉送，是资助，不是借款，那还用还吗？”在座的人热烈鼓掌，发出一阵欢笑声！

于树德谈张国焘

于树德曾在学习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平时，于树德把精力放在主持直属学习组的学习上，自己很少发言，即便发言也是三言两语。但有时因别人的发言而引出他的话头，也讲一些知者甚少的建党早期往事。

有一次，于树徳说，“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李大钊是北方地区建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同李大钊不仅是天津法政学堂的同学，还一块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好朋友。在1922年他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不久，同我说，苏联共产党要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地区民族工作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会议，你可以代表新中学会去参加。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分头去满洲里集合，苏共派了火车专列在满洲里等候。”于树德说他到达时，已有许多代表到达，即听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张国焘找每个代表谈话，气势汹汹，招致代表们的不满，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都对张国焘的做法不满意。

于树德上了车厢刚听别人议论，就有人来传话——张国焘要找于树德谈话。进了张国焘的单独车厢，问过姓名他即询问：你信仰什么主义？于树德没有马上回答，心想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近些年跟着李大钊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于树德赌气回答：“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张国焘大怒：“什么？无政府主义是反共的，那你去莫斯科干什么？”于树德没有说第二句话，扭头就走。

张国焘怒不可遏，即告诉苏共代表，不能让于树德这样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出席莫斯科会议，但苏共代表没有同意。于树德说：“我到了莫斯科，还受到重视，让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的发言。会议开得很成功，病中的列宁接见了张国焘，实际主持会议的托洛斯基接见了我。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到北京，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现场听于树德讲这个故事时，大家都认真聆听，有人听罢鼓起掌来。

于树德谈梁漱溟

1962年于树德成为政协直属学习组第一召集人时，已年届七十，仍兼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但已不去坐班，把全部精力放在政协直属学习组了。

他家离政协礼堂很近，从来没有见过他坐专车来参加学习会，每次学习会都是步行而来，通常都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工作人员，本应该是第一个到达的，却常常落在他之后。我们一老一小常常有个别交谈的机会。

有一次，正值学习组批判梁漱溟的高潮，他突然问我：“你上大学时，读过梁漱溟写的名著吗？”我答“没有。倒是成了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工作人员后，才读过他的几篇代表作，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于树德听着笑了，说：“可不是吗，隔了几代人了。”

讲了这些话的次日早上，我们像约好了似的去得更早。于树德接着说：“梁漱溟与我同庚，是同代人，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是老朋友了。我同李大钊是认识多年的挚友，1917年蔡元培破格聘请梁漱溟进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俩很快成了性格脾气相投的朋友。此所谓朋友的朋友也成了朋友，我同梁漱溟也成了相识相交的好朋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7年，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发表了独树一帜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了新儒家的始创人物。而后梁漱溟又离开北京大学，把儒学带到农村，始创乡村建设运动。”

讲到此，于树德长叹一声，说：“大革命失败后，我脱离了现实政治，专搞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理论和实践。经常同梁漱溟等搞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一起开会，讨论研究问题。我同梁漱溟的交往更加密切，自然也就更了解梁漱溟这个人了。”

北伐战争前夕在广州的于树德

在另一次交谈中，于树德十分深沉地讲了李大钊牺牲前后，梁漱溟表现出一个硬汉的气质。于树德说，“李大钊被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逮捕，梁漱溟即登门请他熟悉的章士钊等有影响力的人出面营救。”

李大钊牺牲后，正在郑州出差的于树德火速赶回北京，方知梁漱溟是最早得知这个消息，也是第一个从北京大学赶到停尸体的西城长椿寺的。只有一名警察看管，寿材特别粗糙简陋。警察说家属来了，他就可以撤岗了。梁漱溟阻拦，要他换副好的寿材才能走，并当场拿出现大洋，更换了较好的寿材。然后梁漱溟又匆匆赶往李大钊家中，留下10块现大洋，安抚其夫人。于树德说，等他到了北京，看到地下党员们组织护送李大钊烈士出殡的游行队伍，梁漱溟也在其中。

后来我看到梁漱溟纪念李大钊的文章，细节比于树德讲得还多。

往事历历，尽在不言中。平时言语不多的于树德，肚子里装着若干鲜为人知的故事。1982年初，已近90岁高龄的于树德因病逝世，经常到会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大多数人参加了追悼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高级记者，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