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祝树民

爷爷祝惟干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他一生辗转大江南北，从怀揣教育理想的有志青年，到救亡图存的民主人士，再到投身革命的热血先锋，最后成长为扎根边疆的建设者。近期，我重读了靖江市地方志办公室1996年编纂的《祝惟干纪念文集》，结合家人的口述和我自己的回忆，再次梳理了他在青少年时期、抗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广西的事迹。既是对爷爷一生的回望，也借此表达深切的怀念。

1966年2月16日，政协第二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参会代表，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的接见。第一排左二为祝惟干。

“祝二先生”“祝青天”

1903年，祝惟干出生在江苏靖江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晚清秀才，在家设塾开馆，招收附近农家子弟入塾，治学严谨、待人宽厚，深得当地人敬重。他的母亲勤俭持家、心地善良，邻里的大事小情都找她商量，对生活困难的佃户主动减免租税，被乡邻称为“祝四奶奶”。

祝惟干的父亲去世后，家境急转直下，家庭重担全压在祝四奶奶肩上。但祝四奶奶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孩子的教育，把祝惟干和他的弟弟祝惟尧送往洋学堂，那个时候洋学堂是“异端”，让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是很难得的。

受父母重知重教、开明向善作风的影响，祝惟干青少年时期以教书育人作为人生追求。192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当时是民国时期苏南地区师范教育标杆学府，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新思想的汇集地。钱博、顾卓之等不少知名学者都在该校执教，恽代英、沈雁冰、张闻天、陆定一等共产党人常来此宣传革命思想。在校期间，祝惟干潜心钻研各种知识，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爱国活动。恽代英“中国的出路在于革命，在于唤醒广大民众”等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无锡，第三师范的学生们群情激愤。祝惟干第一个站出来倡议组织反帝集会和游行，他连夜撰写了宣传标语和演讲稿，呼吁同学们抗争。此外，他还带着几名同学回到靖江生祠堂小学等学校，向家乡的师生和乡邻演讲，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讲述上海工人和学生的英勇斗争。

1926年，祝惟干哥哥和弟弟相继病逝，他也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靖江担任靖江实验小学教员。“取教书育人立身，择教化民众造福地方之木而栖，用新式教育灌输新文化，以教育报效祖国，福荫乡梓弟子，希冀通过开智育人，个人作为与培养后人兼顾同行，为家乡跻身时代的洪流提供人才储备”。他从不局限于课本知识，经常给学生们讲历史，讲国内外革命形势。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任命为靖江县第四学区教育委员（督学），负责管理学区内的17所小学。为了解每所学校的教学情况，他常年穿行在田间小路和乡村街巷，往返于各个学校之间。遇到办学困难的学校，他就主动协调资源，帮助解决师资、教具等问题；遇到家庭贫困的学生，他就自掏腰包资助他们上学。乡邻们都称他为“祝二先生”。

本文作者与爷爷合影

1935年1月，由于办教育展现出来的才干和见识，祝惟干被推荐为靖江八区区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严重，很多官员借机敛财、欺压百姓，但祝惟干始终秉持公正无私的作风，一心为乡亲办好事。在任期间，他大力推行禁烟运动，严厉打击鸦片贩卖和吸食行为。当时八区有几个地方恶霸，长期靠贩卖鸦片牟利，之前的几任区长都不愿招惹。祝惟干上任后，毫不畏惧，亲自带领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深入乡村排查，摸清了恶霸的行踪和鸦片藏匿地点，然后果断采取行动，一举捣毁了多个鸦片窝点，抓捕了几名主要恶霸，进行了惩处。此外，他在调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也都颇有政绩。

但祝惟干看到当地政府与黑恶势力勾结、包庇敲诈勒索系列行径后，愤然辞职。1936年，适逢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县佐治人员训练所招生，他前往报考，录取分到青浦县任禁烟科科员。由于禁烟是民国地方要政，他工作出色，加之富有基层治理经验，次年转任青浦县金泽区区长。金泽区地处上海西郊，当时各种势力盘踞，恶霸横行，治安混乱。他到任后，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发现有个恶霸长期欺压百姓，强占土地，无恶不作，百姓们敢怒不敢言，政府官员却毫不作为。祝惟干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个恶霸，他暗中收集犯罪证据，联合当地的进步力量，最终成功将恶霸抓捕归案，并判处了重刑。百姓们都称他为“祝青天”。

1937年10月，上海青浦县沦陷，祝惟干回到靖江老家。同年12月，战争的硝烟也弥漫到了靖江。他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四处奔走，向乡邻们募捐，购置了枪支、弹药等武器。他深入乡村，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日本、灭土匪、保家乡”，很快就有1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1937年底，靖江县生祠镇抗日自卫队正式成立，他担任队长。在他的带领下，自卫队多次打击日军和土匪，让生祠镇及周边地区的百姓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看到自卫队发展壮大，认为祝惟干的自卫队“非正统”，以“整编”为名，强行收缴了自卫队的武器，解散了队伍。

据原靖江县委组织部部长莫珊回忆，当时有不少人劝祝惟干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在国民党政府谋个高官厚禄，但他看透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本质，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一度闲居在家，创办学校继续宣传抗日思想。

“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

1939年，新四军挺进江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祝惟干听到新四军抗日救民的种种英勇事迹，感慨道：“我们总算找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1940年靖江西沙开始建立党组织，他主动将自己的住宅作为靖西党组织的活动场所和联络站，认真做好党员的接待联系工作，掩护召开党的会议。

1940年，靖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祝惟干因声望和能力，被任命为靖西办事处主任兼八区区长。这个时候，他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深入理解。他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有力稳定了靖西局面。

当时的靖西地区土匪横行，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影响了抗日工作的开展。据原靖江县政府财经局局长回忆，为了分化瓦解靖西的土匪，他和当时的县长刘万里决定召开特别会议，向土匪头目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他们弃暗投明。会议当天，近20个土匪头目到场，个个荷枪实弹，互相保持警惕。面对这样的局面，祝惟干从容不迫，讲述了当前抗日斗争形势，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民族大义，告诉他们只要愿意放下武器，停止危害百姓，加入抗日队伍，共产党可以既往不咎。他话语真诚恳切，有理有据，让土匪头目们深受触动。当场就有两名土匪头目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加入抗日队伍。

1941年春，皖南事变爆发，日伪军趁机对靖江根据地发动“清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动摇逃跑，祝惟干却始终坚定地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和县委的同志带领群众开展大规模锄奸斗争，深入敌占区，一个多月处决汉奸、特务、反动地主和恶霸12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清乡”计划，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士气。

1942年，祝惟干先被任命为靖江县民政科科长，后因县长刘万里叛变，祝惟干临危受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挑起重担，担任县长一职，也是共产党认可的第一任靖江县县长。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苏中三地委书记叶飞曾说：“祝惟干同志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当地威望高，群众基础好，由他来担任靖江县县长，对于团结各界人士、坚持靖江的抗日斗争，是十分有利的。”

1943年1月，祝惟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文教事业、兴修水利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当时靖江县河港年久失修，淤塞严重，影响到6万多亩农田排灌，并因此经常引发农民械斗。祝惟干带领干部群众实地勘察，制订治理计划，设立疏浚河港委员会，拨出2000斤小麦，以民办公助方式，动员5000名民工迅速开工，仅一个半月就完成这一大工程。

面对各方势力交织复杂的局面，祝惟干始终牢牢把握党的政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团结各界力量。他深入动员地主，领导全县带头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民主，主持召开县参政会，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让群众深入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来。

大土匪头子朱鼎坤屡屡袭击抗日人民武装、严重破坏抗日政权，祝惟干组织力量突袭其大本营，被其侥幸逃脱。随后，祝惟干抓住日伪军被我军击溃的有利时机，仅带一名警卫员和联络员，“深入虎穴”与朱鼎坤谈判。在他有理有力的说服下，朱鼎坤承诺归还截留的粮食，释放我方被捕人员，不再侵害百姓、骚扰我方工作。

1944年，我党成功活捉朱鼎坤，彻底拔除了这颗危害抗日事业的“钉子”。

解放战争中的奋进担当

1945年10月，国共签署《双十协定》，并开展调停工作。同年12月，国民党第49军79师罔顾停战协定，从八圩港口登陆，占领靖江城，后继续进占新港市，杀害我方新港市市长叶诚。我方强烈抗议，抓住调停小组在如皋活动的时机，提出在靖江孤山谈判，争取和平。

祝惟干以民主政府县长的身份参加靖江国共孤山谈判。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态度嚣张，无端指责我方“破坏和平”“挑起内战”。他作为靖江地区我党的首席代表，沉着冷静，列举大量事实，一针见血戳穿了对方的虚伪嘴脸：“日寇向我们大举进攻时，你们在哪里？你们不是在心甘情愿地当顺民吗？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才有今天的胜利，可是你们不但吃落地桃子，还处处跟我们闹摩擦，妄图消灭我们，世界上有你们这样不知羞耻的党吗？”针对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的卑劣行径，他义正言辞地予以痛斥：“抗战胜利后你们竟不顾信义，侵占我解放区，逮捕杀害我新港市市长叶诚等革命同志，这是人民所不能允许的。你们必须退到江南去，必须赔偿靖江人民的损失，处罚杀害我新港市长的罪魁祸首！送还我革命干部！”

他的话有理有据，让国民党代表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谈判虽然无果，但我党借此进一步掌握了政治主动，为后续苏中“七战七捷”积累了群众与舆论基础。

1946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靖江位处长江下游交通与江防要冲，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节点。作为靖江县县长，祝惟干带领全县群众备战，组织民工修建防御工事，筹集粮食和军用物资，支援前线作战。他奔赴广大乡村地区，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明白“解放战争是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让百姓过上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在他的动员下，群众积极支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纷纷送自己的子弟参加解放军，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兵员。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解放战争深入推进，祝惟干随军转战鲁南、鲁中、渤海、豫皖苏等地。他先后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山东泗水县副县长、河南淮阳县县长等职。在华中野战军一师任民运部长期间，他协助后勤部门接洽地方政府，动员群众筹粮筹款，带领以苏中兵员为主的部队适应山东生活习惯，密切军政军民关系。1946年12月任泗水县副县长后，他圆满完成鲁南战役支前任务；莱芜战役期间，负责筹集军粮5万余斤、担架1200副，组织2400人的担架团和3000多名运粮民工奔赴前线，亲自担任担架团团长，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泗水县城，地主还乡团疯狂报复，全县2196名党员、干部、群众被活埋、残杀。祝惟干带领2000余名北撤人员扶老携幼转移，克服躲避敌人、保障衣食住行等诸多困难，按时抵达蒙山前集结点，圆满完成人员转移重任。

1947年12月，他任淮阳县县长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军的疯狂“清剿”，制定了党的武装力量和党政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方针，带领群众开展反“清剿”拉锯战，以边躲边打、昼伏夜出的灵活斗争方式，成功保卫了解放区。在斗争最艰苦时，他曾几天几夜吃不上饭，靠生黑豆（马料）充饥，也是那个时候他患上了肠胃病。有一次遭遇国民党顽军的追袭，他带领的队伍从一个排锐减到一个班。

中共中央发布“五四”土改指示后，他深夜赶路回家，耐心说服担心生活没有保障的母亲：“困难是有的，但田是一定要分的，为了革命，多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家里应该克服这些困难。”得到家人支持后，他立即召集佃农、贫雇农和农会干部开会，当场将自家的田契交给农会干部，由农会统一分配，并向农民宣布从夏收开始不再交租。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开明的地主富农也主动要求土改，在场的贫雇农无不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

“广西人民对我很好”

1949年，祝惟干随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后，留守广西投身建设，历任平乐专区副专员、专员。彼时广西是中央确定的匪患重点区域，平乐境内匪患尤为严重，加之干部短缺、事务繁杂、民生凋敝，治理难度极大。他既要牵头分析匪情，协助制定清剿策略，解决部队的供给和优抚安置难题，又要统筹统战工作、涉及水灾夏荒的民政工作、事关财经政策的地方治理等诸多事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可谓千头万绪。

祝惟干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剿匪前线与治理一线，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肠胃不适的老毛病愈发严重。1955年5月，他突发肠梗阻，病情凶险，组织上紧急邀请广西医学院的“第一把刀”严济邦教授赶到平乐为他手术抢救。专署机关的干部、群众得知后自发为他献血，全力保障了手术顺利进行。术后，他从平乐转至桂林接受后续治疗，并离岗病休一年，右腹部留下了一道十余厘米长的切痕。

1958年底，祝惟干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秘书长兼自治区政府参事室主任，一手接过两副重担。

广西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十分繁重复杂。祝惟干在准确把握党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开展大量细致入微、入情入心的工作。据大家回忆，每逢周末，他邀请在南宁的自治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行联欢会，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还经常邀请教授、专家、学者和非党的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学习交流会，为各界人士搭建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平台。参会的人说：“来到政协，就好像回到娘家，不管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讲。”对高级知识分子，他注意时时关切他们并考虑他们的困难。在20世纪60年代初，市场物资缺乏，为使高级知识分子获得一定的副食品，他主动同统战部商量，专门调拨供应价格优惠的肉类和食糖，解决其生活之忧。

那时政协与民主党派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大部分宿舍也同在一个大院里。为加强团结合作，在祝惟干的倡导下，成立了院联络委员会，共同研究和解决大院内行政事务和生活方面的问题，组织各民主党派共同研究、协同解决。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韦瑞霖回忆：祝惟干始终坚持“不咎既往、量才录用”的原则，妥善安置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府参事室吸纳了7名国民党中将级人员，政协工作组纳入10余名县团级投诚人员。针对曾担任国民党军长、广西保安副司令的莫树杰参事背负历史包袱的问题，他主动靠前沟通，反复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打消其思想顾虑，并委以参事室财务、庶务、文书等具体职务。在他的引导下，莫树杰卸下心理负担，积极投身工作，最终成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还有一件事颇能体现祝惟干的工作风格。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号召各界老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同年7月1日，广西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祝惟干任办公室主任。他对史料征集工作流程精细把控，对征集质量严格要求，亲自搭建清晰的史料征集框架，历时6年牵头征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1700万字。1966年2月，广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获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表彰，祝惟干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的接见。

祝惟干在广西工作近30年，与广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81年春节期间，他住在医院疗养，当时我在湛江当兵，便请假去探望，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与我畅谈许久，如今交谈场景已模糊不清，但他有一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广西人民对我很好。”

“粗茶、淡饭、布衣足矣”

祝惟干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始终注重家庭建设与家教传承，他不是停留在口头说教上，而是通过言传身教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他经常带领孩子们参与车水、锄草、割麦、推磨、放羊等农事劳动，让子女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体会劳作的艰辛与收获的不易，在实践中打磨孩子们的意志。

日常生活中，祝惟干以身作则，从细节入手，为家人树立了清廉榜样。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他仍坚守朴素作风，从不搞特殊化，常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不能要求太高，粗茶、淡饭、布衣足矣。”据叔叔祝自玉回忆，有一次他来到祝惟干办公室，看到很多日伪丢弃的表格，纸张反面是空白，便想要拿些回去练字用。祝惟干看见后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祝惟干从不用公款请客，有客人来访均自费置办饭菜招待。夏天按规定他可领取两套单军装，但他仅领一套，将另一套节约归公。

祝惟干主持广西书画篆刻研究会期间，会员都是自治区乃至国内知名的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据韦瑞霖同志回忆，有不少书画家曾主动向祝惟干同志赠送书画，都被他婉拒了。祝惟干说：“对于书画家们的作品，我一张也不能要，因为我是领导研究会的，我一伸手，以后的工作就难做了。”韦瑞霖同志在纪念文章中提到：“祝秘书长有很多优秀品质，其中最突出的是清正廉洁。我以为廉洁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不沾不贪，还有一种是本来可以得到的，却拒之身外，这种标准就比较高了。祝秘书长认为前一种标准是最起码的，他坚持的是后一种标准。”

祝惟干常常将革命担当精神融入家庭日常，子女皆深受其影响。我的姑姑祝自莹15岁便投身革命，中学读书时便秘密入党，敌后工作中多次身陷险境，是靖江闻名遐迩的“巾帼英雄”。我的父亲祝志福读小学时就加入儿童团，为地下党组织贴标语、做掩护，站岗放哨，面对地主还乡团的疯狂报复，曾两次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他参加过蔡家市桥战斗、孤山阻击战、黄桥阻击战等十几次艰险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地方，先后在泰州、扬州等地担任党政领导干部。始终秉持清廉务实的作风，重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方建设，离休后仍致力于传承红色家风，将父辈的革命事迹与优良传统传递给后代。叔叔祝自玉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党，抗美援朝期间主动请缨入朝，因军校训练艰苦，曾流露厌倦情绪，祝惟干特意写信开导，结合自身经历告诫他珍惜军校锻炼和培养的机会，振作精神练就真本领，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祝惟干之子祝志福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右立者为其夫人张文琳）。

祝惟干的作风也深刻影响到身边的人。他的侄子（我的堂伯）祝自荣跟随他参加革命，他们感情非常深。祝自荣曾担任靖江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务，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曾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等，后长期在铁道工程部队工作。还有一个长期跟着祝惟干革命的沈汉生。沈是1942年祝惟干隐藏在孤山区善缘乡根据地时，寄居所在家庭的孤儿。祝惟干看沈衣食无着，就将其带在身边。他手把手地教他枪法和识字读书，引导他从文盲锻炼成长为党的干部，后担任苏北人民银行扬州分行下属办事处主任等职务。1982年，沈汉生得知祝惟干逝世的消息后，当场失声痛哭，他对别人说，我所以能有今天这个幸福的家，全是靠了祝县长对我的抚育和栽培。

有人说过，人生就像一条河，开始是涓涓细流，然后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两边堤岸远去，最后自然地融入了大海，我感觉爷爷的一生与之类似。而爷爷的人生态度对我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