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勐海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勐海县现有律师事务所3家，执业律师共19名。”在一次座谈会上，基层同志的声音坦诚而清晰，“但这19名律师中，只有1名律师懂泰语。”

现场静了一瞬。问题以具体的数字直白地呈现在全国政协“加强涉外法治，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调研组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座谈会上。

短暂的静默后，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姚增科立即追问：“你说说，你们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基层的困惑被逐一摊开：

“我们每年的专项培训经费就这么多。”

“不是不想学，而是实在走不开。”

“别说专业法律条文，就是对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司法程序，我们也一知半解。”

话音刚落，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便接过话头，直指症结：“解决边境涉外律师短缺，中央要有专项投入，省级更要统筹起来。”他随即详细说起如何与高校、律所、企业联动，直接提议：“完全可以通过东西部协作，为勐海定向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战型人才。”

紧接着，张毅委员又从市场端补充：“除了培养人，还得搭建平台。可以推动本地律所与国内顶尖的涉外律所结对，用业务协作来帮助他们拓宽视野、积累实战经验。”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杨万明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给出了更具体的思路：“法律服务并非仅限诉讼代理。律师可以提前为企业预判风险，告知对方特区的相关规定，明确投资贸易中的法律注意事项，这类前置性法律服务尤为关键。”

……

从“发现问题”到“现场解题”，一场汇聚多方智慧的攻坚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进行切换？作为记者，我观察到了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为什么”，源于“功课”做在日常、做在实处。出发前，调研组已经对贸易数据、涉东盟纠纷类型、周边国家法律环境等做了大量案头研究。能够迅速“解题”，是因为问题早已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

第一天落地云南，委员们甚至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便齐聚一堂，开了一场碰头会。围绕如何让调研更深入、更见效，大家直奔主题——“要聚焦不要发散，要具体不要空泛。”“要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点赞的要少，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劲头要足。”原定一小时的会议，在密集的发言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夜深。

这种务实高效的状态贯穿调研全程。每日行车途中、工作间隙，委员们都会及时交流观感、碰撞思路，趁热梳理当日的调研体会，为后续调研夯实基础。

第二个“为什么”，源于调研组的成员构成。有的委员对国际规则和人才培养机制有深入研究与实践，有的委员洞悉法律服务市场运作规律，有的委员拥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多元且专业的背景，确保他们在听到问题后，能迅速精准回应诉求，而非停留在泛泛而谈。

这种“现场解题”的场景，在调研中屡次出现。在景洪市人民法院“象往”调解室，当法官提出调解协议境外执行力的困惑时，来自法院系统的李迎新委员从司法协助程序、东盟国家法律环境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建议将此转化为典型教学案例；在云南大学，王效彤委员与师生探讨如何优化课程设置，将东盟国别法教学与边境实务更紧密结合；在昆明中央法务区，卓君佳委员重点关注如何为涉外法律人才创造更多参与实践的机会。

“现场解题”不仅是方法，更是态度。委员们不仅关注存在的问题，更注重问题的解决路径。他们通过扎实的前期准备、细致的现场调研、多元的专业背景，确保每一次讨论都能形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委员们的建议也不是孤立零散的意见，而是相互衔接、层层递进，有人立足顶层设计，搭建宏观框架；有人聚焦市场机制，补充完善路径；有人深耕实务操作，细化落地举措。如此一来，调研本身，也就成了一场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生动实践。

“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劲头要足。”这样的共识不仅体现在此次调研中，也是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