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2月9日电（记者 王硕）记者2月6日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4—2025年期间连续4期发布的《世界遗产展望》，我国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保护状况明显好于全球平均水平。具体来说，我国自然遗产保护状况被评为“好”（Good）和“较好”（Good with some concerns）的比例分别为2014年85.7%、2017年87.5%、2020年88.9%、2025年89.5%，明显优于全球和亚洲平均水平（2025年全球为61%，亚洲为68%），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嘉麒表示，我国通过系统性、科学性的保护实践，不仅有效守护了我国自然遗产，更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推广的完整保护模式，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了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目前全球共有176处世界自然遗产，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我国有15处自然遗产，4处双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

据刘嘉麒介绍，中国自然遗产的突出特点和对全球世界遗产的贡献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遗产价值高、类型全，提升了全球世界遗产项目的多样性与平衡性。

据了解，19项自然遗产（含双遗产）中，符合自然景观标准的14项，地质地貌标准的5项，生态过程标准的3项，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标准的9项。大部分自然遗产符合2条及以上标准。其中，云南三江并流因其独特的自然禀赋符合自然遗产的全部4条标准；泰山在符合自然景观标准的基础上，因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同时符合文化遗产的全部6条标准，这些突出案例在全球遗产地中罕见。

同时，我国多项遗产在类型代表性、生态系统独特性及地理分布上具有开创意义。例如，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是全球跨度最大的候鸟迁徙路线类型自然遗产，青海可可西里填补了世界遗产在地球第三极极端环境下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空白，澄江化石地是亚洲唯一的古生物化石类世界遗产。这些自然遗产记录了地球地质地貌、生物生态演化过程的多个重要阶段，显著提升世界遗产的多样性与平衡性，推动了全球遗产体系向更加多元、均衡的方向发展。

二是规模大、跨度广，为世界遗产跨区域协同保护提供借鉴。19项自然遗产（含双遗产）总面积达8万余平方公里，覆盖20个省，其中跨省系列遗产5项、省内系列遗产4项。中国丹霞、中国南方喀斯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等3项跨省系列遗产共计20个片区，覆盖14个省级行政区。系列遗产的比例高、跨度大，反映出我国具有世界价值的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常常绵延广阔、跨越行政界线。实践中，我国探索形成了跨区域协同保护的有效治理模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认可，并写入2017年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会议文件，为落实世界遗产委员会跨区域协调保护倡议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是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丰富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内涵。受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我国自然遗产内普遍呈现自然与人文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特征。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等4项以壮丽景观闻名海内外的双遗产，都映衬着古代帝王封禅、道教名山、佛教圣地和儒家理学发祥地的历史背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遗产价值的内涵。15项自然遗产的原住居民涉及30余个民族，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民俗以及多样的传统村落、农耕游牧系统。例如，藏族等14个民族聚居于云南三江并流，集中体现了川滇藏民族走廊的多彩文化特征；新疆天山连绵的草原是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武陵源的峰林地貌中点缀着土家族的村落与梯田等。多民族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对全球遗产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四是保护状况持续向好，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中国范本”。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起完善的自然遗产系统性保护体系。在保护策略上，实现了自然遗产逐步由单一要素保护向系统治理转变；在技术路径上，完成了由工程措施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目前，超过80%的遗产地采用近自然修复手段，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例如，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遗产地及缓冲区域建设多条生态廊道，开展廊道区域生态恢复，有效缓解栖息地破碎化问题，促进了野外大熊猫种群间的基因交流。江苏盐城黄海湿地生态修复示范，云南三江并流滇金丝猴栖息地植被恢复与生态廊道修复项目列入“生物多样性100+全球案例”，获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广泛认可。

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袁继明表示，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年来，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历程，目前已实现了从“规则执行参与者”到“规则制订引领者”的转变，将不断为全球遗产保护事业注入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