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排除异己政策，联名向全国发表反蒋通电，组成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宣布反蒋抗日，是为“两广事变”，引起被迫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共鸣。

19日，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致电红一军团第4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并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特别在目前两广出兵、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更为重要。我前线与东北军接近部队，应耐心地、恳切地喊话，并多散发宣传品。”

左权的建议与前线官兵的政治攻势，得到彭德怀的充分肯定。但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三岔、阜城、马岭，向曲子镇推进。7月2日，彭德怀致电李天佑、黄克诚：“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是，何柱国继续北犯。

这时，左权建议彭德怀：“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好说不行，就得歹说！也许好说加歹说，才能影响东北军。”彭德怀深以为然，遂令红一军团第2师由北向南，第4师由南向北，南北夹击何军。结果，一举歼灭何部一个骑兵连。左权指示：对所俘官兵进行深入的抗日教育，全部归还武器，全部予以释放。临去时，被俘官兵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彭德怀非常重视左权部对东北军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

很快，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本文作者为知名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