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连续多年报道全国两会的新闻人，吕涛曾无数次把镜头对准委员席。那时他是站在取景框后面的人。202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同事们曾笑言，吕导“从取景框里走出来了”。他纠正道：“不，是走进去。”

这一步，在吕涛看来是从旁观者到亲历者的变化。“媒体人的优势是‘触角广’，委员能把见闻沉淀为政策思考和建言。二者结合，采访就不再只是光影记录，而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深耕；履职不再是单一视角，而是带着露珠、接地气的建言。”

获得2025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后，吕涛的理解更加深刻：“履职不仅是做了什么，更是反思没做什么；不仅是建言资政，更是凝聚共识——让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坐到一起；履职的过程本身也是身份和角色的融合——让媒体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与委员的调研力、协商力、建言力相互赋能。”

吕涛说：“很多时候，提案的‘落地’并不一定意味着原封不动地被采纳，而是在反复沟通、协商中，找到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关于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助力中华文化传播的系列提案，是诠释这种认知的生动切片。“我在浙江青田、福建福清等侨乡调研时，听到许多老侨胞的焦虑：孙辈出生国外，不说中文、不识汉字，中华文化传承在下一代身上出现断裂。”起初，吕涛的思路很简单：呼吁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外派教师。但在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组织的重庆专题调研和多次专家协商会上，他逐渐认识到，海外华文教育涉及外交、侨务、教育多方面政策，单纯“给钱给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吕涛走访了几家华文教育基地，与来自东南亚、欧洲、非洲的华文教师座谈，通过海外侨团收集了十几个国家华校的一手资料。关键痛点浮现：教材“供需不足”、师资“青黄不接”、认证“存在盲区”。

基于此，吕涛提交了有关提案，并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建议推动建立海外华文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开发适用性较强的数字化教材、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华教公益。在提案办理和协商过程中，多部门主动邀请海外华校校长回国座谈，困扰基层侨校的政策堵点逐步得到疏通；海外华文教师培训班相继在全国各地开班；数十个国家的近百名华文教师参加了研修。

“回头看，最打动我的不是提案最终被采纳了多少，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侨务机构、基层侨校、海外侨胞坐到了一起，从各有侧重到共商对策再到凝聚共识。这就是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吕涛说。

十四届全国政协以来，吕涛多次在有关协商会议上发声。他把创作中积累的案例、调研中倾听的民声民情，转化为一份份思考建言。

履职与创作，在吕涛这早已融为一体。这两年，他全心投入纪录片《大西北》的创作。行走在宁夏西海固、新疆下马崖、青海果洛藏贡麻村、陕西易俗社、甘肃敦煌等地，他称这既是“拍摄创作”，也是“调查研究”。“拍摄《大西北》前，我先系统梳理了关于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政策文件和政协提案。每到一个拍摄地，我都会同步开展专题调研，带着问题去、带着建议回，形成‘拍摄清单’与‘问题清单’双轨并行的履职档案。”

将采访中的发现与收获转化为有价值的提案建议，吕涛有自己的方法：把一个具体困境放到政策框架里“过筛子”。在宁夏西吉，轮椅作家马骏“以笔拓路”的故事令他动容。但感动之后是追问：这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是否存在制度性短板？县级文化扶持政策如何更精准地惠及特殊群体？几轮追问下来，“个案”才具备了“政策层面推动”的可能。

“问题在哪里，现场就在哪里；现场在哪里，履职就在哪里。”这不仅是吕涛的履职格言，更是他躬身实践的真实写照。前路仍长，他的镜头与脚步，始终对准下一个现场。

（本报记者 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