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5日，济南即将沦陷，形势危急。原本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当天黄昏离开妻小，挤上南去的最后一列火车，只身一人离开济南奔赴武汉。

《抗战文艺》创刊号

老舍在武汉

创作通俗文艺作品

1937年11月18日，老舍到了汉口，好友白君将他接至家中居住。其时老舍本欲离开汉口赴长沙联系朋友赵水澄，因武昌华中大学教授、好友游国恩盛情邀请，故由汉口迁往武昌云架桥。不久他与何容、老向、赵望云等文友同住千家街福音堂冯玉祥公馆。

抗战让老舍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变化，他从此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实践者。为宣传抗战的需要，老舍和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总结出大鼓书词雄壮、利落、普遍、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等6点长处或曰优势，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如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写了众多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供艺人们演出。

在汉口老舍邂逅了“山药蛋”先生富少舫、董莲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郑先生，此后便开始写鼓词。《张忠定计》（鼓词）发表在《大时代》周刊上。冯玉祥请画家画抗战宣传画，老舍于是给大幅的宣传画作儿歌，一画一歌。一天冯玉祥处来了三位避难的唱河南坠子的，老舍先向他们讨教坠子的句法，便开始作大段抗战的故事，总共写了3000多句。

1937年12月在冯玉祥支持下，由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创刊，创刊号登了老舍作的《武汉小景》（八幅诗配画）。次年1月1日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创刊，老舍的政论文《是的，抗到底》见该半月刊首期。1月15日，在武昌他为冯玉祥的《泰山石刻》作序。

民族危亡之际，一群流落于上海的少年儿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孩子剧团”，以歌咏、舞蹈、戏剧为武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月29日剧团由沪流亡到汉，老舍参加他们在汉口举行的公演和义卖活动，请孩子们到福音堂演唱《东北流亡曲》《大刀进行曲》等，并照相留念。此时以艺术演出宣传抗战的孩子剧团迎来了大发展，由20余人扩大为60多人。

主持“文协”工作

1938年1月阳翰笙邀集穆木天、端木蕻良、聂绀弩、王淑明等30多人在蜀珍酒家聚餐，为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交换意见。后中国文艺社在普海春举行第二次聚餐，继续研讨“文协”成立事宜，新增老舍、老向等人参加。商讨结果是成立了“临时筹备会”，由老舍、胡风和冯乃超担任书记。2月4日“文协临时筹备会”举行会议，老舍、阳翰笙、穆木天等11人起草会章及有关文件，调查作家在国内国外的情况，启动组织“文协”的工作。2月14日周恩来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同他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事宜，请冯玉祥支持，并建议由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

2月16日老舍、茅盾、王平陵、冯乃超、陈纪滢等14人举行第6次临时筹备会，议定成立正式筹备会，通过协会草章、协会发起缘起、公函及作家调查表格等文件。当日老舍创作的首部抗战长篇小说《蜕》开始在《抗到底》（第4期）上连载。2月24日“文协”筹备大会在汉成立，邵力子主持，到会六七十人。会前老舍清唱了刚脱稿的新京剧《忠烈图》中的几段，四座报以热烈喝彩。当月28日在中国文艺社召开第一次正式筹备会，会上推老舍、吴组缃起草大会成立宣言；推茅盾起草致世界文坛的公开信；胡风起草《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他主持工作7年，直至抗战胜利）。大会通过了会章和宣言。会间老舍赋七律一首，表达了自己的狂喜心情——“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

3月汉口三户图书社印行老向著《抗日三字经》一书，老舍在序言中提出：“多写多印这类小册子，广为宣传，增加抗战的力量。”4月1日，老舍的短篇小说《浴奴》发表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小说以沦陷区北平为背景，写两个流氓恶棍投日本人所好，拉中国妇女陪浴以从中牟利，被拉来的一名中国妇女怀着杀夫之仇，把日军掐死在浴池中，尔后跳楼自尽。4月初，老舍作新诗《为小朋友们作歌》，鼓励中国儿童“为国报仇有心胸”，争当“爱国的小英雄”。

为战时文艺作出贡献

5月4日，“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创刊号在汉口出版，“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由代表作家33人组成）编辑；该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依靠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吸引并团结爱国的、拥护抗战的作家，为战时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刊物内容多表现全国军民抗日爱国的蓬勃景象，形式以通讯、特写、速写、印象记等作品数量居多。文艺评论重于“通俗文艺”的倡导，也有以短论形式提出或讨论文艺运动中的现实问题。

关于歌曲和连环图画在抗日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性，老舍在一篇文艺短论（题为《连环图画》，见《抗战画刊》第11期）中指出：有些艺术家存在着“抱着既成的理论与方法，不肯舍弃自己的法宝，而俯就民众”的弊病，他认为抗战时期“艺术家并无超特之权，把救国的责任轻轻放过去，而专虔诚礼拜艺术之神。前线的健儿为国流血的有那么多，艺术家为何不应牺牲了自己的那点艺术成见，而看事做事，为国家尽点力呢？”论“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老舍以为是“激励士气民气，坚强抗战精神”；中国文艺的前途是“将由抒情的，伤感的，变成热烈粗莽。写我们在全民族抗日建国中使情绪崇高，心怀爽朗，把自己牺牲了，以求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见《自由中国》1卷2号）

当时周作人背叛民族、屈膝事敌，日本报纸大肆宣传其在北平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并刊发照片。老舍及茅盾等18位作家签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见5月14日出版的《抗战文艺》）严厉批判了周作人的附逆行径，“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5月31日下午，“文协”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游园茶会。老舍、潘梓年、胡风、宋之的、臧克家、艾青等47人到会，老舍代表总务部报告会务；常务理事商议，推定老舍、楼适夷、王平陵三人为“文协”代表，参加“艺联”（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联合会）理事会。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老舍所作鼓词《抗战一年》铅印，于7月7日散发了一万多份。

7月16日，“文协”在汉口三教街9号举行第一次文艺晚会，老舍报告了会务；10天后“文协”举行临时理事会，由于战事恶化，决定总会于必要时迁往重庆，由老舍负责筹备迁移事宜。老舍表示“文协”是全国性的，总会迁移，“我们必须跟总会走”，“为‘文协’，我们什么也可以牺牲”。7月30日，他携带文协总会印鉴离开武汉，迁往重庆。

老舍肩扛“文协”大旗壮志得舒、为民舍予，他是辛劳的“写家”，其间创作的小说、诗歌、通俗文学作品逾30万字，走出书斋投入抗日救国的爱国洪流——烽烟里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抗日与争取民主的战士。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