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晓梅（左二）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开展调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鄂晓梅：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等。

第一部专著出版那年，鄂晓梅在后记里写：“从追求平凡安逸的生活目标，到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学工作者，其中的变化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跨越。”

跨越，是在探索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完成的。那些问题来自陌生的规则、复杂的案例、交锋的观点，也来自鄂晓梅所关注的人和土地。

向世界求索，又将世界带回故土。法学者的人文情怀与正义信念，始终如影随形。

求索世界

不久前，学生们帮着鄂晓梅整理资料，拽出了两个厚重的纸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鄂晓梅20多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参考的外文资料，从德国带回来，一直保存到现在。

时至今日，那篇题为《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WTO规则：冲突与协调》的论文提及的一些问题，仍在影响该领域的研究。2002年6月，鄂晓梅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联合培养博士生，远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撰写博士论文。在那之前不久，中国历经15年谈判，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入世之初，挑战来得很快。欧盟一家贸易商看中了湖南一家年产5000万只活鸡的养殖企业，准备签下一笔巨额合同。实地考察时，却发现鸡舍空间达不到欧盟的动物福利标准。订单黄了。那时，国内普遍以为只要产品卫生达标就能出口，没人想到动物福利也会成为一道门槛。WTO规则体系庞大复杂，国内对这些规则普遍陌生，企业常常错失抗辩良机。

鄂晓梅把论文选题聚焦在PPM环境贸易措施与WTO规则的关系上。PPM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她要研究的是：WTO规则是否允许成员方以保护环境为由，依据进口产品的PPM，单方面限制或禁止进口。

那时，鄂晓梅已苦研多年，一路从草原走到首都，又求学海外。但面对这个国内研究较少的课题，起初她也不确定能不能做下去。中德两位导师都支持她，北京大学饶戈平教授认为：“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对发展中国家不仅利益攸关而且影响深远。”海德堡大学Beyerlin教授则判断：“这个课题20年都不会过时。”从那时起，鄂晓梅又对法学研究生出一种别样的使命感。

越深入研究，鄂晓梅越觉得时间紧迫。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劳工标准、动物福利等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国际贸易问题一同被讨论。一些国家试图以国内高标准为依据，对他国产品的PPM提出要求，引发贸易争端。典型案例包括，美国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采用伤害海豚方式捕捞的金枪鱼；欧盟则禁止从美国、加拿大进口采用夹腿陷阱方式获取的毛皮。而这类措施所针对的环境危害，通常发生在进口国管辖范围之外，其目的在于使出口国遵从进口国的环境标准。

两年间，鄂晓梅通过海量资料，分析论证了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与WTO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比较剖析了不同参与者的立场和观点，得出“WTO现有规则禁止其成员方制定和适用单边PPM环境贸易措施”的结论，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近年来，国家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关联日益紧密，而一些国家对国家安全概念的无序扩张，使正常的经济竞争也遭到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单边贸易措施的限制，并援引WTO安全例外条款为其措施辩护。2024年，鄂晓梅发表《WTO安全例外条款解释与适用研究——以中美半导体措施案为例》，继续探索贸易措施的合法性边界，为中国应对单边半导体出口管制提供法律参考。

在博士毕业后的2006年到2008年，鄂晓梅又远赴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可持续发展项目组从事博士后研究，继续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环境与贸易问题。回望刚加入WTO那段岁月，各行各业都在为迎面而来的新挑战做准备。法学研究的贡献或许不那么为人所知，但鄂晓梅论文中的一段话足以让人窥见它的分量：“各利益攸关方首先需要做的是对WTO具体规则的深入理解，对有关司法实践的清楚认识，这样才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与对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具体的措施时，才能够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捍卫自己的利益。”

带回世界

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作为专著于2007年出版。书的末尾，鄂晓梅写道：“对我这样一位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少数民族女性来说，出版学术专著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出书的梦想，源于对知识的热爱。这份热爱鄂晓梅从小就有，她记忆最深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冬天，外面冰天雪地，屋里火炕上几个孩子一人一本书，静静读着。

鄂晓梅父母是达斡尔族牧民，家里兄弟姐妹8人。父母虽然只上过小学，但对知识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渴望，尤其是母亲，不管家搬到哪里都会先置办一个书架，那是她眼里必不可少的家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牧民家庭既有《红楼梦》《水浒传》，也有《小说月报》《十月》。上小学正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前，鄂晓梅已在似懂非懂地翻看那些书。

1988年高考，鄂晓梅在大哥的建议下去了内蒙古大学法律系，又去了北京大学深造。

视野打开了，心却落回更具体的地方。鄂晓梅选择回到内蒙古。父母的教诲、国家的支持、恩师的指导，她知道自己是被托举着走到今天的，更明白知识的可贵。“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者，我懂得知识的分量，所以我应该回来。”

此后，鄂晓梅的研究中增加了中俄、中蒙经济合作法律问题的方向。当内蒙古被赋予“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国家战略定位时，她迫切思考：作为法学学者，自己能做些什么。

鄂晓梅的目光投向1991年签署、1993年生效的中蒙双边投资协定。这份协定仅有12条，条款设置十分简略。2010年，多家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投资矿产项目，其合法投资权益被蒙方单方取消，企业提起国际仲裁。但最终，仲裁庭以争议不在仲裁管辖范围内为由，驳回请求，依据的正是1991年的协定。

2020年，鄂晓梅发表论文《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的现实挑战与迭代升级》。而在2018年，鄂晓梅已提交提案，呼吁尽快启动中蒙双边投资协定升级谈判。成为政协委员后，提案成了鄂晓梅又一个的建言渠道。“一开始写的提案，别人说加个注释都能当论文了。”鄂晓梅笑道。

尽管提案与论文格式不同，但源头都是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鄂晓梅善于研究宏大命题，但内心始终保持深厚的现实关怀。她到牧民中调研，发现民间借贷问题已影响生活；她关注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同胞，看到他们在陌生环境里的困难；回到故乡，她察觉到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之困、史料的流失之痛……只要是看见了，她总会试着从法律角度思考改进。

口岸是鄂晓梅常去的地方，满洲里、二连浩特，她跑了个遍。那些年，“酒肉穿肠过”是内蒙古口岸城市的痛点，欧洲班列一列列过境，但产业没留在当地。

2023年，鄂晓梅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扩围工作》的提案，建议推进部分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扩围。以木材为例，从俄罗斯运过来的木材，如果在满洲里落地加工再销往全国，就能给当地留下一份产业收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鄂晓梅的提案依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建设，以及基层法治治理。

草原上，河川静默蜿蜒，是连接故土与远方的脉络。鄂晓梅从这片土地出发，奔流向辽阔世界，又携着万里归来的清波，静静润泽脚下的草原。

心守世界

“跟着鄂老师读博，想毕业得拿出真东西。”这是鄂晓梅在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名声。

研究要为现实提供参考，这是鄂晓梅对学生的要求。她主持“中蒙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课题时，要把项目拆解成一个个具体问题，如果学生讨论时只罗列数据，她是不答应的。

而严格之外，鄂晓梅并不约束学生的研究方向。博士生杨宇烨是内蒙古警察学院的老师，读鄂晓梅的在职博士生。她的研究涉及法学与民族学的交叉，写论文框架时，在“偏向法学还是民族学”这个问题上纠结，开题报告改了十几稿，每一稿鄂晓梅都做了细致批注。

按民族学的要求，杨宇烨需要做充分的田野调查。她去了赤峰、满洲里、呼伦贝尔等地派出所收集案例，有时还跟着民警处理案件。真正让她犯难的，是田野调查收回来的大量素材，不知该怎么用。

杨宇烨焦头烂额地找到导师时，鄂晓梅没有安慰她，直接给了建议：“你先用表格梳理出来，按时间经过、处理特点、多元主体，最重要的是按你的研究框架来拆。”

“只要你写，我就看。”鄂晓梅对学生们说，“写总比不写强吧。”

这句话的分量，杨宇烨后来才真正体会到。即使日程已经满满当当，鄂晓梅还是认真看完了杨宇烨那篇3万多字的开题报告，提出精准的修改建议。

杨宇烨觉得，老师一向如此，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提出的建议，每一句都要负责。2009年，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与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合作创办《仲裁天地》刊物，鄂晓梅作为编辑之一参与其中。编辑过程中，她感到自己在仲裁实践方面的经验尚有欠缺，便开始担任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2025年，仲裁法修订完成，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涉外仲裁等相关变化，经自治区仲裁协会邀请，鄂晓梅在当年12月为自治区仲裁员做了一场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讲座。

而鄂晓梅研究的方式，也远不止她自谦的伏案看书。杨宇烨说：“我们每次聊的时候，她都会提到去哪调研了。”《关于健全完善法官助理遴选入额机制，拓宽法官助理职业发展路径的提案》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她和学生们聊天时注意到的。她在法院系统有不少学生，平时听他们讲，法官助理入额受编制限制，年轻法官职业压力大，有的基层法官一年要办七八百个案子。鄂晓梅记下这些问题，特意去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和法官助理们座谈。调研后，她建议改革员额制，拓宽法官助理职业发展路径，建立多元化的职业发展体系。

鄂晓梅习惯如此。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研究问题，研究了就写出来，没做什么特别的事。言谈间颇有几分“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的意味。

然而，冰底水流无声，日夜向东，不问归途，却早已将法学的种子滋养在北疆大地，在一代代青年心底生根、拔节、向阳生长。

（本报记者 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