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冬天，一个寂静的夜晚。

雪花纷纷扬扬，悄然飘落在窗外那株高大的松树上，使松树的身影越发显得苍劲挺拔，生意盎然。

我离开窗边，回到桌旁，觉得台灯的光格外温暖而又明亮。灯光照着桌上的五册《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照着每一册书的淡雅素净的封面，照着封面上方“林基洲主编”五个清晰的字，也照着书旁的一张便笺。

便笺上写着：

韦：

这是新近出版的几册《丛书》，现送上，请你提出宝贵意见。

本想同你再谈谈马恩著作译文中的问题，但寻你未遇，而我明天就要启程，十分遗憾，只能等回来后再约时间。

望多保重！

林即日匆此

这是林基洲同志一年多以前给我留下的一张短笺。“即日匆此”四字，运笔如飞，使我联想起他那行色匆匆的身影。

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领导同志合影（一排左二为林基洲）。

雪夜里为我撑伞

林基洲同志在我的办公室匆匆留下5册《丛书》，匆匆写下这段留言，第二天就匆匆飞往国外进行学术访问，回京后又匆匆到外地考察；等到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机关以后，他又夜以继日地撰写文章，并整理有关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资料，准备就这一课题同河南省的同志进行交流和研讨。尽管如此，他仍然抽出时间同我谈了一个上午，谈话主要涉及马恩著作中的几个重要译名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

我们的交谈没有结束，我们的讨论尚未全面展开。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考虑到他太忙，我们约定两个星期以后继续讨论。不料仅仅过了3天，1993年7月19日午后，他因过度疲劳而猝然晕倒，造成颅脑重伤，经抢救无效，于7月21日中午不幸逝世，终年64岁。

那以后，我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出他的赠书，摩挲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封面，重读他亲笔撰写的序言，回想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每一个细节。我面对赠书和短笺，如同面对自己的良师益友，在心中默默同他继续交谈、讨论。

窗外起风了，雨雪轻轻地敲击窗户，使我不禁想起了16年前那个风雪弥漫的晚上，想起了我和林基洲同志初次相识的情景。

那时我刚刚调到编译局工作。在此之前，我曾在西北高原种过果树，在西南深山烧过砖瓦，也曾在行政机关当过干事。我于1970年从北大毕业，此后从祁连山麓到金沙江畔，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经典著作，从中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不可能广泛阅读各种知识领域的文献，这就使我难以进一步深入领悟经典作家博大精深的思想。因此，在1978年调到编译局以后，我一方面集中精力研读经典著作，一方面抓紧时间阅读这里的各种藏书。每到星期天，我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到机关办公室来看书，直到天黑以后，才踏着路灯的微光回家。

1978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在机关办公室读了一天书。晚上10点，我走出办公楼时才发现，四周一片洁白，大雪正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舞。我快步走向机关大门，这时有一个人从传达室门口匆匆地向我走来，撑开布伞，为我挡住风雪。

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也并不为他的举动感到惊讶。我向他道谢，然后同他并肩走出大门。他问我：“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连忙说：“吃过了，下午已经吃过了。”

他笑了起来，说：“现在已是晚上10点了。我已经注意到，你每个星期天都来看书。而且我发现，最近几个周末，这座楼里只有我们两人在读书。”

居然有人在注意我，而且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有点吃惊。他显然是一个敏锐的人，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解释道：“在你调动前后，我听有关同志介绍过你的基本情况。你来这里工作已有两三个月了，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吗？一定有不少困难吧？”

我告诉他，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最大的困难不在经济和生活方面，而在知识方面。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犹如智慧和知识的海洋，我担心自己由于知识面狭窄而难以胜任编译和研究工作，所以下决心抓紧时间读书。

他专注地听完我的话，表示赞同，然后说：“《礼记》中有一句名言，叫做‘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是很对的。人的一生，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是积累知识的最宝贵的时光。过了这个阶段，当然也可以学习，甚至可以在垂暮之年下决心刻苦学习，但毕竟晚了，很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你现在30岁出头，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时机。过去10年的损失能否弥补，要看今天是否努力、如何努力，成败在此一举。你已经下了决心，但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

“不要动摇”这四个字，他说得缓慢、低沉而有力，使我感到自己的心在随之震动。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你现在读什么书？”

我说，这里藏书丰富，使我惊喜万分，也使我头晕目眩，手忙脚乱。几个月来，我读过两部马恩传记、一本共运史，看过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著作，翻阅过克洛卜施托克、莱辛、歌德、席勒、海涅、施托姆等人的诗文。

他认为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方法值得商榷。

他说：“我们从事的是经典文献编译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具有精湛的外语和中文水平；同时还应当广泛涉猎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丰富知识。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因此，列宁要求年轻一代时刻牢记：‘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要掌握如此广博的知识，当然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一蹴而就，只能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积累。”

他接着引证宋代学者朱熹的话：“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他认为要“循序”“致精”，就要制订严谨周密的计划；“可以博观，但要有重心；需要杂览，但要有规划。读书不能只凭兴趣，只凭激情，只强调废寝忘食、焚膏继晷；读书要立足实践，认准正确目标，同时要遵循规律，讲求科学方法。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我静静地听着，希望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到要紧处，往往提高声调、加快速度、带着感情，使人获得一种亲切、真诚、坦率的印象。多少年来，在塞外黄昏时分和巴蜀风雨之夜，在孤独和寂寞之际，我所渴望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思、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话语吗？我希望他继续讲下去，然而这时我们已经穿过什坊小街，走过太平桥大街，到达我所居住的辘轳把胡同了。分手之前，我注意到，他由于总是把伞偏向我这一边，自己的肩头已经落了一层白雪。面对这位戴着眼镜的老同志，我突然想起自己敬重的几位老师，不觉心头一热，脱口问道：“老师，请问您贵姓？住在哪里？”

他说：“我姓林，是编译列宁著作的。你以后就叫我老林吧！我住得不远，平常上下班都是骑车；今晚风雪太大，只好安步当车了。要是你有兴趣，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聊聊。”

他握了握我的手，迈步向风雪和夜色中走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老林”，原来就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同志。

初次接触所获得的印象，果然是最深刻、最难忘的。

治学路上为我引路

多年来，一提起林基洲同志，我总是想起他在洁净的雪地上大步行进的形象，想起他手中那把为别人遮挡风雪的布伞，想起飘落在他肩上的白雪。

多年来，我一直把他引证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句经典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我经常用“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以及“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这两句古代治学箴言勉励自己。无论是在编译局工作中，还是在国外进修期间，我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坚持学习，不敢懈怠。许多同志都在我的案头饶有兴致地读过这些名言警句，但他们只知道这些话有的出自列宁的名著，有的则源于《礼记·学记》和朱熹的《性理精义》，却并不知道在16年前的一个风雪之夜，这些话是多么强烈地震撼一个初学者的心弦。

我是逐步了解林基洲同志的。在获悉他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后，我在他面前多少有几分拘谨和尴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说过唐突、冒昧的话，是否有过不合分寸的举止。他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对我说：“你不是爱读唐诗吗？杜甫有一首《贫交行》你应当熟悉：‘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可见古来君子之交，始终重情重义；只有轻薄小人，才倚权弄势，鄙弃故旧。你今天在我面前忽然拘谨起来，莫非以为我是这种小人么？”说罢大笑。此时此刻，在他的爽朗笑声中，我完全忘记了我们俩在职位、资历、学识和年龄方面的距离，于是又敞开心扉、倾谈如初了。

林基洲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认真而又诙谐幽默的人。他性格豪爽，真诚待人，我和许多年轻的同志都从他那里受到过热情的帮助。他曾指导我制订学习计划，根据他多年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心得体会和治学经验，给我开列各种必读文献和参考书目。他还经常给我提供学习资料。每次到外地考察或到外国访问，他总要给我带回一些书籍和杂志，以及他亲自剪下的报刊文章。他曾多次提醒我注意《礼记·学记》中的一句话：“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认为，做学问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因此，一个学者不应当离群索居，而应当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切磋交流。为此，他陆续给我介绍了北京、杭州、南京、上海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并亲自安排，让我们见面。

这一切，都是他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做的。他是个珍惜时间的人。我曾在他借给我的一部旧书中发现一张稿笺，上面有他亲笔抄录的一首古诗：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在这首诗下方，他写道：录明代诗人文嘉的《今日歌》，勉励自己。

人生路上为我点灯

林基洲同志确实是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个“今日”的。清晨，他骑车来到机关，大都在7点左右；晚上，当机关院内已经是一片阒寂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往往还亮着灯光。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个节日、假日和周末是在读书、写作和思考中度过的。他爱读朱自清先生的名作《匆匆》，常常慨叹大好年华匆匆易逝、一去不返，决心在稍纵即逝的时间里多做一些事情；就连平常走路，他也总是大步流星、匆匆向前。

他如此珍惜时光，是因为他多年来连续承担各种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他来说，分分秒秒的时间都十分重要。早在1953年1月，林基洲同志就来到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先后任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哲学著作翻译室、国际共运史资料室副主任，局副秘书长，1978年起担任副局长。在编译局工作的40多个春秋，他参加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定稿工作，为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982年，经中央研究决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译工作正式启动，林基洲同志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宏大工程的组织者和设计者。从新版《全集》的前期擘画到整体方案的精心制定，从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到重要译文的最终审订，从各卷前言的认真撰写到大量资料的仔细编纂，林基洲同志逐一参与指导、亲自把关，带领同志们妥善解决各种难题。就这样，他年复一年地殚精竭虑，负重前行。60卷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前后历时15年终于全部出齐，其中凝结着林基洲同志的大量心血。

这个工程完竣之后，他没有解鞍少驻，又急如星火地奔向新的工作领域：他不仅主持了新版《列宁选集》的编辑工作，而且筹划并主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许多年来，他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就像一条静穆的河，不舍昼夜，流向前方，不管两岸是层峦叠嶂，还是平畴千里；是惠风和畅，还是雨雪交加。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的人，却为我和其他年轻同志花费了那么多时间。

我感到内疚。有一次，我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他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了一支烟，静静地凝视烟雾在眼前浮动，神情肃穆，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出人意料地开始叙述自己的往事。他说到了艰辛备尝的青少年时代，谈到了充满坎坷的自学历程，回忆起早年怎样为购买一本字典而节衣缩食，怎样为请教一个问题而远道求师。最后，他说：“我至今没有什么成就，但自信是个好学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刻，我曾渴望得到帮助，但往往不能如愿以偿。这种经历使我对每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年轻人都更能理解，也使我情不自禁地去接近他们、支持他们。这也可以算是我自己精神上的一种需要吧。”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就这样罢——但要赶快做”

我最后一次同林基洲同志交谈，是在1993年7月16日。那天上午8点10分，我来到林基洲同志办公室。他正在伏案写作，桌上图书杂陈，看来他早就开始工作了。见我进来，他为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我们就按照事先约定，开始讨论马恩著作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及其译名。他专注地听我介绍有关概念的原文、语源和中文译名的演变过程。接着，他谈起国内外学术界研究马恩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及其译名的情况，强调应当“用刻苦治学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不仅要重视语言分析和史实考证，尤其要重视理论要义的探讨”。

他侃侃而谈，兴致勃勃。但我发现他眼皮微肿，眼圈发黑，显然是由于睡眠不足，过于疲劳。我考虑到他工作繁忙，而译名问题又相当复杂，建议两周以后再继续讨论。他沉吟片刻，表示同意。我起身告辞，同时劝他注意休息。他笑着说：“你放心吧，我身体很好。”然后他又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我母亲的病情。

他把我送到门口，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他用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我最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一段话，大意是：凡是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或者是编辑书籍，只要确定了计划，就应当赶快做，不要拖延。你如果方便，请帮助我查一下原文和出处，最好下个星期就告诉我，我想在文章中引用。”他停了一会儿，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有那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只能挤时间，赶快做。”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林基洲同志对我讲的最后一番话。

当晚，大雨滂沱，雷声殷殷。我在《鲁迅全集》第6卷第610页找到了林基洲同志提到的那段话。原文是：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这样罢——但要赶快做。

接着还有这样两句：

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 韦建桦

这段话出自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中流》半月刊，收入《且介亭杂文》附集，标题是《死》。

我没有来得及将查阅的结果告诉林基洲同志。三天后，1993年7月19日午后，林基洲同志倒下了，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书桌旁，去实现“赶快做”的心愿。

7月20日晚，我前往北京急救中心，在他身边守护了整整一夜。他处于弥留状态，再也不可能听我讲述鲁迅先生那段话的原文和出处了。我环顾病房，四周一片洁白：白色的门窗，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布幔，白色的床单。这纯洁的白色，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那个白絮纷飞、白雪铺地的夜晚。

那个在雪地上留下深深脚印的人，那个不知疲倦地学习、思考和工作的人，那个数十年来勤勉工作、夙兴夜寐、锲而不舍、风雨兼程的跋涉者，此刻正悄无声息地躺在我的面前。

我想起一位心理学家说过：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学者，临终前应当是非常平静的，因为他们无愧无悔；然而实际上他们又是极不平静的，因为他们丢不下自己的事业。他们是多么希望一跃而起，赶快去工作啊！

想到这里，我心中悲恸，潸然泪下。

林基洲同志的突然辞世，使亲人和战友们深感震惊和哀痛。我在难以排解内心悲怆和忧伤的时候，常常打开《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一卷，从头到尾逐页翻阅。在前言、目录、正文、附录、注释、索引和年表的字里行间，我真切地感悟到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在率领经典著作编译团队攻坚克难、艰辛奋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担当精神和远见卓识、务实作风和宽广胸怀、精湛学养和奉献热忱。不用说，这个人就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译工程的主持者林基洲同志。他已经把自己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东西留存在经典著作中文译本之中，由此也将他的质朴形象、纯洁品格、磊落襟怀和坚毅风骨镌刻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时时刻刻激励我们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林基洲同志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憬然有悟，走到窗前。此时晨曦初露，雪地上一片晶莹。我抬头仰望前方那株苍翠茂盛、遒劲伟岸的松树，凝视它那生机勃勃的铁干虬枝，开始思考如何制订周详具体的计划，如何逐步实现自己确立的目标……

［本文作于1994年冬日，2024年春天修订，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总主编：魏海生，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报摘发时有删节。韦建桦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系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