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河山”——顾名思义，收复被侵略的国土的决心。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题写过，这四个字成了民族的一种图腾。

▲毛泽东《祭黄帝陵文》

▲马占山“还我河山”

▲车向忱夫妇用过的布兜正面（1938年）

▲车向忱夫妇用过的布兜背面（1938年）

抗日“出师表”

“还我河山”被毛泽东写进了《祭黄帝陵文》。轩辕黄帝，华夏人文初祖，其陵寝坐落于陕西黄陵桥山，为亿万中华儿女寻根溯源之圣地，亦是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之标识。1937年清明，值此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际，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赴桥山轩辕庙，举行公祭黄帝大典。

斯时，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派代表林祖涵宣读，昭告始祖与列祖列宗，立下抗日御侮、誓保家国之铿锵誓言。这篇四言古体祭文，共56句，循传统祭文规制开篇，继而笔力千钧、气象恢宏——既盛赞始祖肇造华夏之伟业，颂我中华“岳峨河浩，雄立东方”之壮阔；复笔锋陡转，痛陈日寇侵华之暴行，字字泣血，句句含锋。“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檄文如惊雷贯耳，战鼓催征，道尽四万万同胞收复失地、保卫家园之志。

毛泽东的祭文的手迹，与文辞风骨相得益彰，其势气吞山河、力贯长虹，堪称民族危亡之际的精神图腾。其笔势行云流水，线条如长枪大戟，起收斩截，扛鼎之力尽显；欹正相生间，字势右倾而重心屹然，险中见雄，暗合“还我河山”的破险决胜之志。论其章法，通篇气脉连绵，字距疏密随情感起伏，疾缓有致，如黄河奔涌、百万雄兵疾进。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率军前行，途经轩辕庙时，见祭文原稿静陈供案，字里行间的浩然正气，恰如出征前的《出师表》，激励着将士们奔赴疆场、为国效命。这篇祭文，连同其笔力千钧的墨宝，不仅是民族危亡之际的精神宣言，更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动员范本——日军情报部门译其文、察其志，亦不得不承认其凝聚人心、唤醒民魂的磅礴力量。

“河”字少一笔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杜甫的《春望》中，我感受到过诗人的“鸟惊心”。在颜真卿的《祭侄文》中，在岳飞的《满江红》中，在讨敌檄文中，都能读到这种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还我河山”这幅字，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呐喊，被国民当成一种座右铭，铭刻于心。

1931年9月18日，日军铁蹄踏破沈阳城，日本的炮火撕开了东北的山河。短短数日，辽吉两省相继陷落，龙江大地，群龙无首，眼看就要沦为日寇的下一个猎物。就在这危急情势下，马占山临危受命，被推举为黑龙江省主席，扛起了全省防务的重任。

10月19日，他正式就任军事总指挥，成了一面抗战的旗手。11月4日，嫩江桥战役的枪声骤然打响。日军以重兵为前驱，辅以飞机狂轰滥炸，妄图强渡嫩江，直取黑龙江省政府。马占山立于江桥之上，战旗猎猎，征袍披雪，目光如炬，指挥官兵与敌人搏斗，冰江染血。此役，我军付出巨大牺牲，但日军伤亡惨重，锐气大挫，这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斗志。

战后，马占山带着满身硝烟与疲惫，来到一处石崖前。他挥毫泼墨，在坚硬的石壁上刻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每一笔都似凝聚着黑土地的厚重，每一划都饱含着收复失地的决绝。

马占山虽然不是书法家，却写出了金戈铁马般的豪迈。那“还我河山”四字，隶中有篆的古朴厚重，楷中有行的洒脱刚健，带着江湖儿女的侠气与豪情。字形布局间，藏着军人的威严霸气，藏着壮士的铁血丹心，每一个字都似在呐喊，似在泣血。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持刀上马，誓言要夺回我河山。他从未磨灭心中的家国大义，绝地而起，重返抗日战场，终于将自己的心灵笔墨，写在了黑土地的每一寸山河之上。

抗日名将冯玉祥曾作一副《感时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此后又多次书写，还特意将此联赠张学良，鼓励他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果然也写了“还我河山”的匾额，被人高高挂起。人未打回老家去，字却传到了东北。

布兜泛黄 墨字依旧

在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件布兜，正面绣有“收复东北失地1938”的字样，背面书写的是“还我河山”。从字形或墨迹上看是女性之手，正面的字是一针一线绣上去的。布兜背面写着“还我河山”，是很小心翼翼写上去的，四字各占布兜的一角，是对携带安全的考虑。这个布兜的主人，是东北大学教授车向忱夫妇。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车向忱撇下妻小，带着东北大学的苗可秀、张希尧、宋黎等40多名学生，到达北平。他与高崇民、阎宝航等人成立了抗日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的学生苗可秀等也成了这个抗日组织的成员。车向忱和苗可秀等人组织了由100多名东北流亡青年参加的学生军，苗可秀担任大队长，师生相携日夜为“收回家园”而奔走呼号。

1932年1月，救国会决定派人潜回东北，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车向忱装扮成医生，率领东大学生苗可秀、张雅轩、宋黎等30余人潜入东北，分别到马占山、李杜、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等抗日将领的部队。

1932年2月，车向忱到达凤城，找到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把救国会的委任状交给邓铁梅，将自己的学生苗可秀介绍给邓铁梅。苗可秀被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辅佐邓铁梅，还创建了抗日少年铁血军。车向忱行走于东北战场与关内之间，被誉为“东北甘地”。

1938年，车向忱的得意弟子、中国铁血军司令苗可秀已经牺牲3个年头了。这一年，他在剧院看到了根据苗可秀事迹创作的四幕话剧《凤凰城》，潸然泪下，号啕大哭。后来，车向忱特意来到凤城，为苗可秀烈士立碑。那段时间，他经常伫立在南山脚下，喟然长叹，不肯离去。他带着当年用过的布兜，带回有关烈士的念想。

如今，车向忱已经作古半个多世纪，他用过的布兜，却完好地保留下来。布兜已泛黄，墨字依旧，记忆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