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城市发展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均将民生福祉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社区便民商业作为链接民生与发展的关键载体，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口。作为长期深耕农贸综合市场经营的一线从业者，同时也是常州市“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单位负责人，笔者深刻认为，回应国家战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区便民商业必须解答的时代命题。

社区商业的演进，是城市发展理念变迁的缩影。快速城镇化阶段，社区商业仅承担基础功能配套，解决居民生活需求“有无”问题；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其定位需重新审视。消费近场化趋势清晰可见，2025年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达6.8万亿元，社区场景消费占比约62%，这背后是户均人口降至2.4人、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2.5%的人口结构变化，“附近”已成为居民消费的核心场景。更为深刻的是，社区商业正从单纯交易场所向复合型价值载体转型，既是民生保障基础设施、扩大内需战略支点，也是城市更新活力单元、基层治理公共空间，被纳入城市发展战略框架，成为链接民生与经济循环的关键节点。

社区便民商业的核心命题，是实现民生属性与商业逻辑的辩证统一。从经济属性看，社区商业具有微利特征，线下社区店毛利率普遍在11%至13%，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易陷入服务下滑或经营难以为继的困境；从社会属性看，它承载着“菜篮子”、老年助餐等民生功能，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二者的张力，构成社区商业治理的核心矛盾。破解这一矛盾，需超越“政府包办”与“市场主导”的二元思维，构建“共益”机制，整合政府政策资源、市场效率机制与社区社会资本，让民生保障与商业运营从对立走向协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正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精神的具体体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社区商业效率提升提供了指引，其核心是供应链重构，通过缩短流通链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成本与品质的双重优化。但效率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大型平台资本进入社区零售领域，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推动社区零售标准化、数字化，普及源头直采、冷链物流等模式，丰富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提升消费体验；另一方面，平台资本的规模优势挤压了农贸市场商户、夫妻店等小微主体的生存空间，这类小微主体作为社区就业的重要载体，面临议价能力弱、数字化改造难等问题，导致底层就业空间被压缩。这背后是效率与公平、规模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深层博弈，需通过精细规制，规范平台资本行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为小微主体留出生存空间，守住民生底线。

社区商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一线从业者权益的保障，这一民生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农贸市场商户、社区店员、外卖骑手等从业者，是社区商业的基础支撑，却普遍面临收入偏低、保障不足、劳动强度大、发展通道窄等问题，在平台效率竞赛中，其劳动权益进一步受到挑战。社区商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其就业质量关乎共同富裕的微观基础，也契合“十五五”规划“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需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体系，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改善劳动条件，让一线从业者获得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这是社区商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社区商业的空间重构与治理创新，需发挥政协协商的制度优势。传统社区商业空间形态单一，与社区融合不足，忽视了其经济、社会、文化三重空间属性。新时代要求社区商业从单一交易空间，转型为融合邻里交往、社区认同的复合节点，契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社区商业治理涉及多部门，政策协同难度大，而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优势，可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政策合力形成，政协委员可发挥专业优势，在政策制定、监督、评估等环节建言献策，推动治理从“九龙治水”走向“协同共治”。

展望“十五五”，城市发展将全面转向存量提质，社区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社区便民商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作为一线从业者与政协相关委员，笔者认为，需深化社区商业理论研究，鼓励基层实践创新，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社区商业虽小，却关乎千家万户生计、承载多重民生使命，唯有以科学理论指引实践，才能让其成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发展的亮丽风景线，真正重构“附近”的价值，回应时代与群众的期盼。

（作者系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常州东海海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詹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