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相识相交及共识共鸣，是在追求进步真理与改造旧中国的共同探寻历程中，逐步走到一起来的。随后，二人更是齐心协力、和衷共济，通过一系列革命实践缔结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步入国民党一大会场旧影

孙中山赠予国民党一大代表的纪念徽章，原载《良友》之“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6年11月15日印行。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邮票

《李大钊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李大钊像，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一九一八年印行。

一次“极关重要”的讲演背后的历史风云

1922年9月3日，《申报》第十五版刊发了一条简讯，题为《李大钊今日在职业学校讲演》。原文如下：

李大钊今日在职业学校讲演

青年星期演讲会于今日下午一时邀请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青年问题。该会以此问题极关重要，特邀印力志、沈雁冰、杨贤江等加入演讲，临时听者尚可发问云。

这不过区区90字的简讯，在版面众多、栏目繁多，各路信息竞相发布的沪上大报《申报》之上，实在是不甚引人注目，是很容易被读者忽视的一则讯息。然而，新近已有研究者指出，正是李大钊在沪讲演活动期间，“隐藏着两位伟人在上海的一次历史性会晤，也隐藏着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1922年至1924年，他（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事实上，此次讲演十余天之前，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电邀，李大钊匆匆赶赴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因陈炯明叛变革命避居上海。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上海莫利哀路，与孙中山会晤。由此，开启了二人热烈探讨中国革命前途与振兴中华良策，积极商议国共合作与国民党重组具体方案的序幕，后世研究者所谓“历史性会晤”即为此义。关乎“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也由此悄然出现。

另一方面，既然此次讲演如此“极关重要”，李大钊在此次讲演中究竟有些什么“极关重要”的表达，竟然可以关乎“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呢？

迭经翻检与搜寻，笔者终于在1922年9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第十版之上，获见此次演讲现场状况之报道及讲演内容之记录。李大钊在讲演中向广大青年听众强调了当前政治运动的重要性，还因之明确指出了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乃是“一个完全的政党”。讲演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在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要我们团结起来奋斗。五四运动的时候，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的。但此次青年运动结果，社会上受影响很不少。所以我们要做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的团结起来。促进民主主义，做有步骤的进行。民国以来，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

讲演中，李大钊大声疾呼，要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压迫，要反对国内反动军阀压迫，我们要团结起来奋斗，要团结起来做政治运动，要有自己的组织基础——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是国内政治运动可以依赖与信赖的政党。

可以说，讲演中李大钊的慷慨陈词，无异于为此时避居上海，正面临“至暗时刻”的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运动，画上了一个至为鲜明、别开生面的惊叹号！同时，也是向正在茁壮成长的新生革命力量——国内广大青年公开表达了一个明确的历史信号：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是可以依赖与信赖的，而即将展开的国民党重组与国共合作，乃是中国革命运动走向深入与未来的必然进程。

事实上，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始终怀着崇敬与激赞之意，为之秉笔直书、大声疾呼，为之倾力鼓吹、激昂颂赞。他称颂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老祖”“先锋”“领袖”，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他的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一直以来，李大钊始终强调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而应“帮助他们”“扶助他们”，使其“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极关重要”之讲演，乃是孙中山与李大钊至为默契的革命之情、至为笃定的共进之谊的一次生动展现，更是一次颇具“历史预判”意味的别样演绎。

从共识到共鸣，开启国共合作新征程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同李大钊有了接触。当时，孙中山读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其见解颇为赞赏，并对李大钊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后来，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致信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英文版布哈林所著《历史唯物主义》，李大钊即刻从北京选寄了一本。

1921年12月，李大钊通过张继的关系，介绍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就当时中国政治局势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会谈后，孙中山即刻致电廖仲恺等人，表达了与马林会谈后的“至为欣慰”之意。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与国民党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又于8月末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途经上海时拜会了孙中山。西湖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负责与孙中山联系，帮助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推进两党合作。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再赴上海，一连数日与孙中山会谈。

李大钊于1922年8、9月间多次拜会孙中山，详细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向李大钊谈到了全国政治形势与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为之有这样一番表述：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

孙中山面对李大钊这番推心置腹的表述，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李大钊在谈话中对孙中山的见解表示深切赞同，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强调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中山合作，实现共同的革命理想。

经过几次会谈，李大钊与孙中山在思想上有着颇多共识共鸣，在各自立场上多有互动互鉴，彼此更是互敬互重，结成了志同道合、精诚合作的革命友谊。对于这段交往的历程，宋庆龄后来回忆称：

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诀议》，并派越飞来中国。李大钊专门陪同越飞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次会见，宋庆龄后来忆述称：

1923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

此次会见之后不久，《孙文越飞宣言》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标志着联共政策的确立，三大政策的成形，国共合作的进展也因之得到极大推动。当李大钊表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也很诚恳地表示：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显然，此时的孙中山，已然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可信赖的革命朋友，是一支新的力量。

从共鸣到共进，达成国共合作新格局

1923年6月，李大钊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期间，李大钊由廖仲恺陪同与孙中山会谈，着重讨论了国民党改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问题。在谈话中，孙中山强调必须打倒北洋军阀政府，“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并表示等广东问题解决之后，他将亲自访问莫斯科。通过多次接触，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能极为赞赏，认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6月25日，李大钊与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联名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痛陈国内南北军阀割据混战多年，他们为扩张军队、压迫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业已“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因此，不能再采取联合一方军阀对抗另一方军阀的办法来开展国民革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李大钊等人为之共同向孙中山提出强烈建议：

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惟有您可为之，因您是4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是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

从1923年下半年起，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这一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邀请李大钊来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改组宣言迅即于11月25日正式发布。同年底，孙中山邀请李大钊赴广州，协助其完成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对此，孙中山当年的卫士范良曾忆述称：

李大钊到广州，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0余人中，有共产党员20余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关于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交谊，以及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为孙中山“三大政策”慷慨陈词的情景，与之同为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何香凝曾有如下一番忆述：

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极伟大的理论……他的一切总被我们大家忆念着。

长联追悼先行者 革命自有后来人

令人遗憾且痛惜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达成不久，孙中山即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惊天噩耗传来，举国万众同悲，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挚友，李大钊出任治丧处秘书股中文主稿、招待股成员，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30多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以表深切哀悼。联文如下：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中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出殡之时，李大钊亲自为孙中山的灵柩扶灵。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之际，李大钊又为之撰发《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两篇论文，高度赞扬了孙中山一生追求进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明确指出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的伟大功绩；充分肯定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指导者，更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

1926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中，李大钊再度追忆起国民党一大及孙中山病逝前后的情形，讲演开首即满怀沉痛地说道：

……前两年我们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的噩耗传到广东，先生亲自出席大会来报告这不幸的消息，曾经有很沉痛的演说，使得到会的同志都有感动，都不能忘。去年今日，我们的中山先生便呻吟在床蓐之上，我们那时抽工夫来纪念列宁，而我们的领袖也就没有希望不能把他的抱负发展了！所以我们同时感觉列宁的死是个损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们的损失。二年以来，国民革命的局势如何紧迫，而两次死去我们的领袖，损失何等的重大，我们的责任更如何的重大！我们所以不能不联想到中山先生，而感觉自己的责任更应该努力！

显然，同在十月革命接受思想洗礼，重新探索中国革命新路径的孙中山与李大钊，此际人天两隔，后者缅怀与追思前者，除了内心的悲痛之外，更多的则是时不我待、继续革命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此次演讲一个多月之后，李大钊又赴清华大学参加追悼孙中山的相关活动，在现场致辞中曾这样说道：

今日追悼孙先生，吾人即想到他在国民革命史上之地位。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被外国力量所侵略，为外人经济（掠夺）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相信三民主义，以抵抗一切帝国主义者，则是一方面结束以前的历史，一方面开新的道路，其为功实甚伟大。

孙中山逝世之后，李大钊所参与及主持的一系列追悼活动及相关言论，无不表达着矢志完成革命未竟事业的坚定决心，无不彰显着二人生前所缔结的那份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本文作者为知名文史学者，有专著、编著3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