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 人民政协报 》 （ 2026年04月08日 第 12 版）

   ▲ 《论语集解》

   ▲ 《论语集注》

   ▲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册页之一 孔子博物馆藏

主讲人：陈来

主讲人简介：

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主要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代表作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儒学通诠——陈来学术论集》《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朱子的哲学世界》《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等。

编者的话：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成书以来，历经两千余年传承不绝，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穿越千年时空的界限，依然为现代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提供不竭滋养。本期讲坛邀请陈来先生从《论语》的书名渊源、传本流变、注解脉络及其影响等方面对《论语》进行解析。

《论语》的书名

关于《论语》的书名，《汉书·艺文志》中有：“《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就说明《论语》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书。“之语”，我把它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孔子回答弟子及当时一些人的问题；另一部分是“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弟子之间相互讨论以前听到的夫子说过的话。《汉书·艺文志》又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应答弟子、时人讲的那些话，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等到夫子死了以后，“相与辑而论纂”。“纂”就是编纂，把这些“语”加以编辑整理，所以叫作《论语》。在这个讲法中，我们可以看出班固把《论语》中的“论”解释为“辑而论纂”，“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讲的那些话。这是《汉书·艺文志》给我们的一个说明。

到了东汉，《释名》中也提到了《论语》，“《论语》，纪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这句话比较简明，是说《论语》就是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谈话。东汉还有一位学者叫王充，他写了本书叫《论衡》。《论衡》中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这个讲法当然更完整一些，表明《论语》里面不仅记载了孔子之言，还记载了孔子之行。同时，在赵岐的《〈孟子〉题辞》里面也讲到“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意思是会集了夫子所讲的话就成了《论语》。其实在孔子跟他弟子的对话之外，《论语》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他的弟子的一些言论或者言行，这在整部《论语》里面占的分量比较小，可以说附属于“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关于《论语》的内容，上面应该说都讲清楚了，主要是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当然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比如曾子、子贡等的言行。

回到刚才所讲《论语》中的“论”字，照《汉书·艺文志》来讲是“辑而论纂”，即编辑整理的意思。汉代对此也有一些解释，《释名》里面讲到“论，伦也，有伦理也”，“论”就是伦理，伦理也就是次序的意思；《释名》还把“语”解释为“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因此，“语”是自己讲的话，“论”是把这些话整理得有次序。

有关“论”“语”这两个字在汉代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述。比如，在汉初《毛诗传》里面讲到“直言曰言”，我直接说自己的话，这叫“言”；“论难曰语”，跟别人辩论问题，这叫“语”。郑玄《周礼注》中讲“发端曰言，答述曰语”，“语”主要是对别人的回答，这也是汉人的一种区分。

《论语》在古书里也多有记载和引用。譬如《礼记·坊记》中讲道：“《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完整地出现了《论语》的书名。《史记》引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汉书·宣帝纪》讲：“《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史记》《汉书》里面引用了《论语》中的话，但是成了“《传》曰”。据汉人和后来有些学者的区分，像张华在《博物志》里面讲，“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史记》《汉书》里面引用孔子的话，称其为“《传》曰”，是因为《论语》在当时还不属于“经”，所以就把它称为“传”。此外，还有一些书称其为《语》，或者称为《记》。在《孟子》一书里有29章引用了孔子的话。这些话见于今本《论语》的有8段。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孟子所处的时代，《论语》这本书应该已经辑定了。刚才提到《坊记》里面直接称其为《论语》，所以在战国时代，应该说在孟子和《礼记》的时代，《论语》这本书应该已经辑定了。

《论语》的四个传本

《汉书·艺文志》明确地讲过：“汉兴，有齐鲁之说。”“汉兴”，就是汉代刚开始的时候。秦朝焚书坑儒以后，很多经籍的传承应该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经典是凭经师的口耳记诵才传承下来的。《论语》也是一样，因为是凭经师的口耳记诵，所以不同的经师传下来的本子就有所不同。“汉兴，有齐鲁之说”，那就是说主要有两个传本，一个是《齐论语》，一个是《鲁论语》。这里要介绍四个传本。

第一个是《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20篇。据北宋邢昺《论语注疏》记载，《鲁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篇名、篇次是相同的。因为它是由鲁国人所传所学，所以汉代称其为《鲁论》。汉代《熹平石经》中的《论语》就是《鲁论》，但是刊本我们今天看不到了。1973年，在河北定州的西汉墓里出土了竹简《论语》，这个竹简《论语》可以说是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保存下来的内容不到今本的1/2。据研究者讲，其中就有《鲁论》的文字。研究者的结论是：定州的《论语》与许慎所见到的古文《论语》（鲁壁里面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论语》）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它不是古文《论语》，而且它与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相当多的差异，因此它应当属于今文《鲁论》的系统。可惜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有很多简都遭到了损坏。

第二个是《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齐论语》有22篇，比《鲁论语》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何晏在《论语集解》的序文里面说“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也就是说，《齐论语》不仅比《鲁论语》多了两篇，而且前二十篇里面的字句往往比《鲁论语》要多，即《齐论语》前二十篇的题名和《鲁论语》是一样的，但是文句、字数多少还是有所不同。西汉传《齐论语》者有六家，比传《鲁论语》八家少一些。2015年，在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里出土的竹简中发现《论语》，据说出土的《论语》是《齐论语》，因为它里面有《知道》篇。由此，今天我们在出土文献里也可以看到《齐论语》的一些真面目了。

第三个是《古论语》。《汉书·艺文志》讲：“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鲁共王觉得自己的宫苑小，就把孔子的故宅拆毁，从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论语》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尧曰》分成上下两章，下章叫作《子张问》。它不仅在分章上多了一篇，而且每篇的次序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南北朝的皇侃讲过，《古论语》“以《乡党》为第二，《雍也》为第三”，而我们现在的传本是《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除了篇次不一样，异文也时有存在。桓谭在《新论》里指出，《古论语》与《鲁论语》《齐论语》相比，“文异者四百余字”。孔安国曾对《古论语》作过注解，此注解后来被何晏的《论语集解》采纳了。

第四个是《张侯论》。何晏《论语集解》里讲：“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张侯本来接受《鲁论语》的传习；“兼讲《齐》说”，也吸收了《齐论语》的一些文本特点；“善者从之”，他觉得《鲁论语》《齐论语》哪一个版本比较好，就采纳哪一种说法。“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他的《张侯论》在当时很受重视。《隋书·经籍志》中说：“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是说《张侯论》把《齐论语》中《问王》《知道》两篇去掉，将《鲁论语》二十篇作为定本。这是强调《张侯论》主要是依从了《鲁论语》的文本体系。西汉以来，《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流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论语》文本。郑玄也是依据这个本子作注，一直流传到今天。

《论语》的单注本

西汉孔安国对《古论语》已经作了训解，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语》注解本。除了《古论语》注本，《鲁论》《齐论》也都有注本出现，特别是郑玄注本，影响比较深远。

何晏《论语集解·序》中讲：“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就是说，郑玄以《鲁论》的篇章为基础，参考《齐论》《古论》，为《论语》作了注解。后来《隋书·经籍志》著录了郑注《论语》十卷，又说：“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郑注本以《张侯论》为本，一共二十篇，章句里也参考了《齐论》《古论》。据后人说，郑注的读音特别参考了《齐论》《古论》，甚至有的学者说郑注的读音主要以《齐论》《古论》为依据，但是保留了《鲁论》读音数十条。一直到隋唐时期，郑注本都是最流行的本子。隋唐时期还有一个流行的本子，那就是何晏的《论语集解》本。我们今天流行的《论语》，主要来源于郑注本。

由于《论语》郑注一直到隋唐时期都非常流行，所以我们晚近出土的一些文献，主要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里，都发现了《论语》郑注本的残卷，两者加起来差不多有半部《论语》之多，其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异文。郑注本在宋代以后就亡佚了，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残卷，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隋唐以前郑注本的面貌。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残卷时代比较早，属于十六国时期，大约公元309—439年，所以非常珍贵。在敦煌文书里面发现的唐写本的郑氏注有篇题，篇题下面有题注“孔氏本，郑氏注”。也就是说，这个本子本来是孔安国所传之本，那就是《古论语》本，然后由郑玄作注。但是这个说法和《汉书·艺文志》的讲法不一样，因此唐写本的研究者就认为“孔氏本，郑氏注”这个讲法可能是书商所为，书商凭自己的想象增加了“孔氏本，郑氏注”。其实关于《论语》郑氏注的底本，我们还是应该遵从何晏之说。出土的郑氏注的写本，近代以来仍受到学者的注意，比如说罗振玉、王国维，都专门对《论语》郑注残卷做过研究。可见，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论语》文本。《论语》郑注的特点是重训诂、音韵，这与郑玄对其他经典的注释特点一致。

《论语》的集解本

郑注本是单注本，不是集解本。其实汉代《论语》的单注已经不少了，比如《古论》有孔氏注、马融注，《张侯论》有包氏注、周氏注，等等。到了三国曹魏时期，出现了集解本《论语》——何晏主持编纂的《论语集解》。

汉代的注解，其特点是只诠字义，当然有的也讲了读音，但主要是诠解字义，以训诂字义为主。从魏开始，注本就从仅仅训诂字义向阐释义理发展。《论语集解》就是集合了汉魏时期《论语》注的大成，所以它在注解、体例、义理的解说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再看皇侃的《论语义疏》。除了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论语义疏》的特点就是，它的内容有许多关于老庄玄学的应用。何晏的《论语集解》里面含有《易传》与《论语》相比照的解释，但皇侃的《论语义疏》，不仅增加了十三家，还吸取了其他的通儒，像王弼、郭象等玄学代表，所以它有大量的对老庄玄学的应用。比如，在皇《疏》里面引用《老子》的文本不少见，有“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还有“民安其居而乐其俗，邻国相望而不相与往来”（此为化用，《老子》原文为：“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王弼作为通儒被引用，是最明显的代表。皇侃引用了王弼的许多话，比如“举本统末”，这就是玄学的思想。所以，《论语义疏》一方面扩大了《集解》的文本范围，提供了一些汉魏以后难见的资料；另一方面将大量的玄学思想加入了《论语》的注疏文本里面。

接着看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论语注疏》在宋明时期也称为《论语正义》，清代中期以后改称为《论语注疏》，题名是“何晏注，邢昺疏”。邢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受诏校定诸经义疏，他做好了以后，颁列学宫。《四库提要》里面讲邢《疏》的特点是“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皇氏”指的是皇侃的《义疏》，就是把皇《疏》里面很多以道家解《论语》的地方都删掉，回归儒家本来的意义。

再就是《论语集注》。从整个《论语》注解的历史来看，可以说从汉代以来就开始谋求义解，但是不同时期义解的方式有所不同。汉代的义解主要是训诂，即关于字义的训解，但从皇《疏》开始，就增加了很多对于义理解说的发挥。当然，在何晏的《集解》里面，也包括了刚才提到的以《易传》来解释《论语》的义理阐释方式。但是从皇《疏》开始，对义理解说的发挥更多了，特别是其中引入了玄学的许多思想。作为《论语》训解里面义理层面的这些努力，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思潮。

北宋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这个时代从政治到社会都与之前的朝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唐代开始复兴的儒学，在北宋应该说得到了全面的推展，这种儒学的复兴，必然会在《论语》的解释体系上表现出来。这样看来，第一步就是宋真宗时代的《论语注疏》，它去除了以往像皇侃《义疏》里那些道家玄学的思想要素，使对《论语》思想义理的解释归本儒学大义。同时它也很注意保留汉代以来相关词义训诂的成就。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挥这个时代新的儒学义理，将其贯通到《论语》的解释中。这个任务的主导线索应该是道学，就是用道学的义理来重新诠释《论语》。从北宋到南宋，首先开始于二程，然后二程的门人后学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由朱熹集大成。朱子关于《论语》有好几部作品，比如《论语训蒙口义》《论语精义》《论语要义》《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论语集注》。朱子的《论语集注》是用以理为中心的义理体系来贯穿对《论语》的解释的。《论语集注》相对于《论语注疏》仅仅“稍傅以义理”来说，那就是一个重大的补充、加强和改进，可以说比《论语注疏》更好地完成了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儒学对《论语》的再诠释，也就使《论语》的诠释在理论上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论语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程门之说，最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

文本的诠释大体有这样三种形态：一种是语文学的诠释学，主要是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并以此为一个根本任务；另一种是义理学的诠释学，其所对应的不是文字，而是意义和精神，它的取向不是语文的历史，而是哲学的思想。还有一种是文本的应用型的诠释学，是把经典文献里面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们要解决的具体现实问题上。

那么，20世纪以来是如何解读《论语》的呢？主要还是语文学的这种模式，思想性的义理诠释较少。在当代，这种思想性的义理诠释的代表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但是读者反映并不热烈，这或许说明对于《论语》这部伦理实践性很强的经典，今天的社会文化所需要的主要还是文本的语文学的解释，让读者自己借助语文学的注释，去理解、思考和实践。而现代所开展的《论语》解读活动属于应用型的经典诠释。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经典解读活动？因为这些年我们的文化实践，包括面世的很多《论语》今译，仅仅有今译是不够的，广大读者往往还不能具体地理解经典与今天时代的关联及其意义，只有加上应用型的解读，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今天广大读者读书的需求。

《论语》的影响

除了前面讲的几种重要的集解作品非常受关注，历代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的单注本。他们虽然是依据各自的思想立场来注解《论语》，但一致的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对《论语》的理解注释，汇聚为一条历史文化的长流，也可以说是洪流，这股长流或洪流造就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以往有人统计过，历史上的《论语》注解有3000多家。当然，并不是每一部《论语》的注解都能够阐发出很重要的思想，但是几千年绵延不断对《论语》的注解，而且是中华文化里历代主要的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的确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也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构成了浩浩荡荡的孔子文化景观，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流也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借助着这股历史洪流，《论语》长久不断地渗透进两千多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中，成为中华美德教育的根本堡垒。

《论语》和孔子的地位，应该说在先秦已经被各家所称述。秦末陈涉称王，好儒术，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这体现出《论语》和孔子地位的提高。汉高祖过泰山，以太牢祭孔子。太牢是大祀，与祭天地日月相同，是最高的祀等，这表示孔子地位的提高。汉文帝时立传记博士，其中《论语》也置了博士，跟秦末陈涉称王的时候立博士是同类的，显示出当时《论语》受到极高的重视。汉武帝的时候不再设传记博士，但是《论语》《孝经》是学习“五经”的前提，这是社会的一种共识。西汉的扬雄就曾说过：“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论语》的地位很明显是非常高的。

《汉书·艺文志》里有“九流”之说，九流之中有儒家，儒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东汉刻《熹平石经》，“五经”之外加了《论语》《公羊传》，立于太学，可见，《论语》此时应该说已经明确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事实上，这样一种趋向在董仲舒的时代也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董仲舒把孔子和“五经”并列为独尊的地位，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到了唐代，由于宗老子，所以《论语》没有列入“九经”。但是在唐末文宗下令刊刻《开成石经》的时候，在“九经”之后又加了《孝经》《论语》《尔雅》，一共12种。到了北宋刻“十三经”的时候，又加入了《孟子》。到了南宋，朱熹集注“四书”，把“四书”合为一编，变成大经。元明清时期，“四书”的地位甚至超越了“五经”。东汉以后，祭祀孔子成为国家级的祭祀，地位跟社稷之祀相同。唐代以后，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朝廷以“至圣先师”封赠孔子，孔子得到特别的尊崇。

《论语》是人生向善的指南，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指南，是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的集中体现，是中华美德最集中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养成美德的根本精神。《论语》中由孔子所提炼概括的美好德行，作为君子的典范，在中华文化中有丰富的表现。《论语》中所表达的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具有丰富魅力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后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论语》包含了普遍性的原理，它的作用是兼覆内外，对治国理政也有重要的价值。总之，《论语》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赋予了中华文化道德的精神和力量，它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