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一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队伍在寒风中整装待发。他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一支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独特篇章的英雄部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次艰难的行军……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左）、军长徐海东合影

红二十五军连队旗帜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情景

毛泽东写给徐海东的借条

大别山红旗不倒

红二十五军是以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建立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军。1931年10月25日在六安麻埠正式成立，编入红四方面军序列，先后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全军约7000人。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1933年4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成立不久的红二十八军缩编为红七十三师，并入红二十五军，全军共1万余人。

1933年10月，返回皖西北的红二十五军一部改编为红八十四师，与原坚持斗争的红八十二师合编为红二十八军，这是红二十八军的第二次组建，全军共23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会合，两部又一次合编为红二十五军，辖2个师约3000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红二十五军历经4次组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多于自身数十倍的敌人英勇战斗，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使大别山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1934年11月11日，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围追堵截分割，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进行西征，以期建立新的根据地。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的长征。

出发时，全军实有2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其中还有极少数的女战士。他们每人背着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在漫天风雪中向西挺进。因为没有电台，他们一开始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留下的少部分武装坚持大别山斗争，并于1935年2月在高敬亭的带领下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开赴抗日前线，浴血御侮，保家卫国。

血战独树镇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调动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兵力尾追西去，减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使留下来的武装力量得以长期坚持，老根据地得以保存。

西征的第10天，11月26日，寒流突袭豫西南。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身着单衣，脚踏草鞋，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许多战士的草鞋被烂泥粘掉，只好赤脚行军。饥寒交迫中，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向着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急速前进，准备由此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第二二四团进至七里岗附近。由于雨雪交加，能见度极差，先头部队未能及时发现敌情。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了段庄、马庄、七里岗一线阵地，构筑了长达5公里的弧形阻击线。

当红二十五军接近公路时，敌军突然猛烈开火。战士们就地卧倒，试图还击，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严寒已将枪栓冻住，手指冻僵的战士们一时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并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

敌军乘机发起冲锋，从两翼包抄上来，形势万分险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跑步赶到前线。他当机立断，高声呼喊战士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同时命令二二五团冲到前面反击。

战士们趴在泥泞的地上，用身体焐热枪栓，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吴焕先则手举大刀，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激战中，吴焕先腿部中弹，鲜血直流。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王诚汉率部冲过来，与敌人拼命厮杀，救出吴焕先。吴焕先顾不上腿伤，继续指挥作战。

此时，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敌军不断增援，红二十五军多次向七里岗发起冲击，试图打开缺口冲过公路，均未奏效。夜幕降临，风雪不止，红二十五军被牵制在独树镇，面临数万敌军合围的危险。军部首长紧急商议，决定连夜突围。

在当地地下党组织和农民王永合的帮助下，红二十五军绕道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从隐秘小道穿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部队进入伏牛山东麓，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战。在敌强我弱、地形不利、气候恶劣的条件下，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败了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的围歼企图。

恶战庾家河

突破独树镇封锁后，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这里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匮乏，且反动统治严密，不利于创建根据地，部队决定继续西进。

12月4日，部队到达卢氏县叫河镇，发现敌第六十师已在五里川、朱阳关一带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危急时刻，红二十五军在货郎小贩陈廷贤的帮助下，找到一条经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入陕的隐蔽小路。

12月5日，红二十五军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号房子”迷惑敌人；主力则由陈廷贤带路，沿着“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快速西进。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由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击溃反动民团，进入陕南境内。然而，陕军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已进至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堵截。8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与敌二四八团第三营接触。敌军凭借九泉山高地顽抗，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从东南侧攀登陡崖，实施正面攻击，经白刃搏斗，全歼守敌一个营。

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至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宿营。

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正在庾家河街“春茂永”中药铺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创建新根据地问题。突然，东北方向传来枪声——敌六十师先头部队三六〇团从鸡头关奔袭而来，抢占了七里荫山梁的有利地形。

战斗骤然打响。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跑步出发，冒死冲锋，夺回东山坳口。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各带一个团迅速跟进，占领了坳口南北两侧高地。

激战中，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下方穿过，身负重伤；程子华也随后负伤。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最终壮烈牺牲，‌时年20岁。该团七连的一挺轻机枪，接连牺牲了4名射手，仍坚持射击。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二十五军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最终打退敌人进攻。此役毙伤敌军800余名，红二十五军伤亡200余名，但站稳了脚跟，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鉴于以陕南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回旋余地较大，渭华起义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陕北红二十六军先后在这里战斗，群众基础较好，物产较为丰富，满足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加之该地区位于国民党中央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势力交界处，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庾家河会议作出了在鄂豫陕边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号召全体同志“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标志着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进入新阶段。

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人指挥下，采取大幅度迂回的“飘忽”战略，先后南下湖北郧西、折返陕西商洛、东进河南卢氏、西抵蓝田，打击地方民团与反动势力，为根据地的开创铺平道路。

为稳固并拓展新开辟的区域，红二十五军必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1935年1月至4月，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主动寻找战机开展运动作战，连续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的胜利，解放了柞水、宁陕、佛坪等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红二十五军采取“就地播种”方式，派遣小股武装深入乡村，建立小型根据地。至5月初，红二十五军已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区域创建了4块相对稳固的游击区，形成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框架。

此后，红二十五军转入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联合进攻，红军以“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力求逐个击破敌人。6月上旬，红二十五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后，先奔袭荆紫关兵站，缴获大批弹药物资；随后设伏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

随后，部队转至外线作战，以调动敌军离开根据地。7月13日，红二十五军北上出终南山，逼近西安，前锋进至距城仅10多公里的韦曲、子午镇一带，震动国民党当局，迫使其各路进攻根据地的部队回缩，从而彻底瓦解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至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扩大到3700余人，发展地方游击武装2000余人，先后建立了2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和鄂陕边苏维埃政府，鄂豫陕苏区初步形成，人口近50万。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群众工作能力。

挺进陕北策应中央红军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从交通员带来的文件中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准备北上。

在没有任何命令指示的情况下，省委当即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再次踏上西征路。这次西征，红二十五军以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为战略目标，主动出击，牵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出现在陇东高原，成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

8月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连克两当、天水北关，切断西兰公路，迫使敌人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自己。

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雨南渡泾河支流汭河，在泾川县四坡村与敌第三十五师遭遇。激战中，红二十五军数百名战士牺牲，军政委吴焕先也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这位从黄麻起义中走出的优秀指挥员，在红二十五军重建、长征、创建根据地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损失。

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政委。9月7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陕甘苏区合水县豹子川。9日，进入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前来迎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等会合。经短暂休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延川县永坪镇。

听说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永坪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刘志丹非常高兴，立即率领正在外地休整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于9月16日赶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于9月18日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给陕北革命根据地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高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面对国民党军11个师的疯狂“围剿”，红十五军团围城打援，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毙伤敌军1000余人、俘敌3700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各类枪炮3000多支（门），随之又发起榆林桥战役，取得辉煌战绩，从而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豫、鄂、陕、甘、宁5省，转战万余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为迅速壮大陕北根据地，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之向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尚在川西北，红二、红四方面军更在南方。红二十五军的先期到达，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条件，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红二十五军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红军在长征途中有了稳固的依托，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扩大奠定了基础。红二十五军挺进陕北，切断西兰公路，威逼西安，迫使国民党军抽调大量兵力应对，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为革命保存和输送了大批骨干，走出了徐海东、韩先楚、刘震、刘华清等97名开国将军，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力量。

红二十五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打出了自信，心里却一直挂念着“中央红军现在到哪了？长征途中损失那么大，能不能顶得住？”全体指战员翘首以待，不断派出侦察员沿途打听。

也就在永坪会师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镇，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了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兵力却从8.6万人锐减至7000余人。这支饥寒交迫的队伍面临生死困境：战士们身着单衣、脚踏草鞋，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全军仅存零星银圆，无法购置过冬棉衣、粮食和药品。陕北苏区存粮也仅够维持两个月，国民党又调集20余万兵力构筑封锁线，红军陷入“饥寒交迫、生死一线”的绝境。

关键时刻，毛泽东亲笔写下借条，向刚会师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借款2500元。此时，这支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的部队，堪称当时陕北最“富足”的红军——他们在长征中不断壮大，从不足3000人扩充至4000余人，建立根据地也积累了宝贵的家底。

借条送到徐海东手中，他立即叫来供给部长查国桢，得知军团尚有7000块银圆后，毅然决定：“留下2000块应急，剩下5000块全部送给中央红军！”面对部队关于伤病员过冬的担忧，徐海东说：“我们难，党中央更难！没有党中央，就没有红军的未来。我们哪怕挨饿受冻，也要保中央度过寒冬！”次日，5000块沉甸甸的银圆连同大批粮食、药品和棉衣送达中央红军。

这笔救命钱物让中央红军得以御寒充饥、伤病员得到救治，更稳定了军心，同时为两大军团团结一致彻底打破国民党“围剿”，为党中央扎根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二级调研员、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