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龙在办公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金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创新争先奖、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等。

科学家是什么样子？

幼时的杨金龙眼中，科学家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在报纸的黑白照片里，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宣传画上的科学家大都是这样的形象。尤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传遍大街小巷，“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写进每一篇作文，他更加相信，科学家就是那样的人。

很多年后，杨金龙自己也成了科学家，从事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同样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但神情却不严肃，头发也已微微花白。他在同济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说话时习惯性地用手比画，像在空气中勾勒某种分子结构。

这时再问他，科学家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平常人。”

杨金龙常说，自己做科研的驱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国家需求。好奇心让他不断出发，国家需求让他不迷失方向。

探 微

杨金龙能认出500多种花。

这不是什么秘密——媒体报道过，标题就是“认识500种花”的院士。他的朋友圈里也常发照片：春天发玉兰，夏天发荷花，秋天发菊花，冬天发蜡梅。偶尔遇见不认识的，就拍下来问，非得把名字记住不可。

当面提起这件事，杨金龙笑起来，眼角堆起细纹：“认花也没什么原因，那不就是好奇心嘛。”

短暂停顿后又说，“我们一般人要记这么多干吗？不需要。但我就是想知道。”

看到了，就想知道。这是他一切探索的起点——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怎么组成的。

1981年，杨金龙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因为对天体物理尤其感兴趣，他选择了物理专业。1985年，杨金龙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再到教授，一路都在中科大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

但这条路并非笔直的。1997年，已经是物理学教授的杨金龙接到一个邀请：加入一个化学交叉学科的重大项目。

16年的物理生涯，要转向化学？那不是换个研究方向那么简单。化学是创造新物质的关键学科——从新型药物到能源材料，从轻量化汽车到可降解塑料，几乎每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都离不开化学的突破。这正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科研方向。而对于杨金龙来说，好奇心与责任心从来不是对立的选项，而是彼此支撑、相互成就的同一条路。

于是，杨金龙从教授又变回了学生，他一头扎进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开始重新学习化学的专业语言、阅读陌生的期刊、与实验团队紧密合作。与大众印象中研究瓶瓶罐罐里化学反应的化学家不同，杨金龙研究的是原子、分子这些化学中“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发展新理论和新方法，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和模拟，对化学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展开研究，并提供理论预测或实验解释。”杨金龙举例说，比如合成一种催化剂，依靠人工实验不可能穷尽几千万种材料，但采用计算的方法就可以大规模筛选出合适的材料。

正因如此，杨金龙的研究团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成员的专业背景多样，涵盖物理、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这并非偶然，而是他多年做研究的心得：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能带来丰富的想法和创新思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之后的20多年，杨金龙和团队在单分子科学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世界首次成功直接观察到分子的内部结构、世界首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世界首次实现亚纳米分辨的单分子光学拉曼成像……在肉眼无法抵达的尺度上，他一点一点“看”清了微观世界的轮廓。

求 索

2025年6月13日，杨金龙出任同济大学校长。

第一周，他步履不停，调研数理化、海洋、材料等学院，了解基础学科发展情况；频繁进出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行政楼、食堂、学生社区等处，现场察看摸实情……

有人问：“行政这么忙，科研还做吗？”杨金龙回答：“科研是我的根，不能断。”他的时间被切成两半：白天属于校长，处理学校事务；晚上属于科学家，审阅论文，指导团队，思考前沿问题，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在管理者的身份之外，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内核。

谈起科学研究，杨金龙常说一句话：“国家投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总要对社会有用。”

早年在进行单分子成像研究时，杨金龙的团队通过理论计算与高精尖实验设备的结合，“看”到了传统显微镜无法观测的分子。“‘看’见了，然后呢？能不能做出点有用的东西？”这种追问，驱动他从基础科学走向技术应用，将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送上“货架”：可以解除氢燃料电池一氧化碳“中毒休克”危机的新型催化剂；能阻隔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且成本低廉、质地轻便的电池防火材料；可让用量大幅减少的单原子农药……

同样，面对经典计算机计算能力已跟不上科研需求的困境，杨金龙将目光投向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机能够大幅提高电子结构计算的效率，但杨金龙不做硬件。他关心的是：一旦量子计算机成熟，中国能否很快在化学计算中把它用起来？用什么算法？写什么程序？

现在，杨金龙又敏锐地觉察到，一场科研范式的变革正在发生。

他常问一个问题：今天的化学实验室和100年前的实验室，有多大区别？答案是：没有本质区别。依然是老师带几个学生，依然是瓶瓶罐罐的手工操作。“这种‘小作坊’式的科研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对知识生产速度和规模的需求。”杨金龙说。

他构想的未来实验室是另一种模样：人工智能设计实验方案，机器人执行操作，科学家成为与机器对话的策略家。在这样的模式下，科研成果的诞生速度远超传统科研方法。

“人工智能不是取代，是延伸。”杨金龙强调，“延伸我们的手，更延伸我们的脑。”

他以新材料研发为例解释：传统基于“试错法”的材料创制过程，在人工智能的参与下转变为数据驱动的精准设计制备，使精准、智能地创制高效催化剂和高值化学品成为可能。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帮助科研人员从海量数据中挖掘隐藏的内在规律，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发现原本被忽略的新规律、新现象。“过去科学家一生都无法做完的工作，现在能够缩短到几周内完成。”杨金龙说。

但杨金龙深知，范式的变革远比技术的引入更为艰难。它需要改变一代科研人员的思维习惯，需要重写评价体系，需要培养能够驾驭新工具的人才。

这让杨金龙重新审视“成就感”这三个字。“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事干好了，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现在，成就感变成了越来越重大的责任感。”

这段话里，有一种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年轻时的成就感，是“我”干好了，是一道证明题；现在的责任感，是一道必答题：一所大学该如何为国家培养人才、布局学科、回应时代的呼唤。杨金龙的责任，早已不只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是一所大学，一个学科的未来，是一个国家在科技赛道上能否走得更远。

致 远

在同济，杨金龙养成了在校园里散步的习惯。从衷和楼到国立柱，从樱花大道到三好坞。这所百年学府的每一块砖都沉淀着时光，而他要带着它走向未来。

那些关于科研前沿的思考，与作为校长的职责、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具体而迫切。

杨金龙在同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所有学科，提出学生在AI时代要筑牢知识底座，主动打破学科边界，搭建交叉融合的知识结构。2026年1月，学校成立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在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等领域均有布局。在全国高校中，同济的行动不算最早。但杨金龙认为，不能简单地开几门课程，而是要将AI作为底层工具渗透进每一个传统工科。

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杨金龙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AI正推动科研从经验依赖走向智能驱动，国家应把握时代机遇，以AI赋能原始创新，加快培养既懂得专业科研又掌握人工智能算法的交叉领域人才，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人才培养上，他呼吁为拔尖创新人才开辟特殊通道，与国家战略科研单位密切配合，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参与重大项目研究，以此帮助人才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开拓视野，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

每一条建议背后，都是对国家科技未来的焦虑与期待。这种焦虑并非凭空而来。他见过中国科研从一穷二白到装备精良的巨变，也亲眼看到硬件上去了、软件和算法却还在追赶的尴尬。他知道，有些差距可以靠一代人拼命补上，有些则必须从基础教育、从学科布局、从人才培养上重新设计。

而这一切的落脚点，正是年轻人。

而面对着年轻人，杨金龙总有说不完的话。

在毕业典礼上，他讲“长期主义”。那是他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第二天，面对即将奔赴四方的2025届毕业生，他深切寄语：“坚持长期主义，投身于难而正确的事业。”

在开学典礼上，他讲“慢思考”。在短视频和碎片信息的时代，在AI带来的冲击下，他告诫学生，技术越迭代，越要夯实基础和培养批判性思维，否则人可能沦为工具的附庸。

在学校的思政大课上，他为大一学生解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三个追问：“国家需要什么？同济大学能做什么？同学们该干什么？”勉励同学们主动对标国家发展大势，让个人成长汇入时代洪流。

他同样理解青年科研人员的压力。“非升即走”“内卷”，他都看在眼里，也对年轻人说：“人的职业生涯很长，不必在起步阶段就盲目加速，不要总是和别人比，静下心来分析，努力在热爱的领域做到极致。”

这些话，是杨金龙一步步走出来的路。他认为，真正的创新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当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试了一个方法不通，就再换一个。可能百分之八九十都失败了，但那百分之一的灵光一现就能成功。”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对漫长探索的尊重，正是他反复强调的“长期主义”与“慢思考”的底色。

杨金龙确信，那些此刻还在图纸上的未来实验室，那些刚刚萌芽的交叉学科，那些正在学习“慢思考”的年轻人——都会在时间里长成应有的模样。（本报记者 王亦凡 汪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