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炳忠

编者按：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已然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怎样依托人文交流平台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如何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运用新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新华通讯社原副社长袁炳忠。

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体系

学术家园：您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有着多年驻外报道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传播经验。结合您的海外新闻工作历程，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应怎样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袁炳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国际传播工作。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升为重要战略任务。“十四五”规划进一步作出部署，要求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相关工作落地实施。中共二十大报告不仅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还围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标志着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入更加注重质量、效能与话语权的新阶段。

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国际形象持续提升，国际舆论影响力稳步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已形成基本完整的国际传播体系，对外传播矩阵在海外也具备一定影响力，关键时候能让世界清晰地听到中国声音，但“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还未根本扭转，要使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我曾在美国工作三年半、在欧洲工作前后累计6年、在非洲工作三年半。从实践感受来看，当前最现实也最基础的挑战在于语言文化方面，西方因殖民历史形成天然的语言优势，英语的广泛普及使得全民皆可参与国际传播，而我国对外传播多依赖外语人才。还有西方冷战思维顽固，对我国政治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犹如一道铜墙铁壁，其主流媒体要么拒绝完整采用我国媒体报道，要么歪曲转载、妖魔化批评。同时，在话语体系上还存在适配不足的挑战，我国对外传播偏抽象、重集体的表达习惯，与美西方受众偏好具象化、故事化内容的接受习惯存在差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虚伪性叙事体系逐渐瓦解。中国崛起成为百年变局中的最大变量之一，全球在瞩目中国物质文明取得惊人进步的同时，急需了解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主张。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历史时期。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强化故事的冲突性与人性温度。就像新华社记者为报道焦裕禄深入兰考20余次，才写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一经典作品，我至今都铭记其中那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并常用这句话自勉自励。新闻工作者唯有深入基层、扎根人民，才能真正洞察百姓所需，创作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又如李子柒的短视频传播，通过具象化的田园劳动场景，无需复杂外语就能引发跨文化共鸣。好的传播必然要走进人性、触及内心，用人类共同情感连接不同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还需加强队伍建设，培养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专业化人才。只有真正了解世界，才能对世界讲好故事。这就要求国际传播工作者具备扎实的海外生活工作经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深入了解对象国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表达习惯等。还要善用了解中国、对华友好的外国人。元代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打破了欧洲对东方的模糊想象。利玛窦翻译的《四书》、卫礼贤翻译的《易经》《道德经》，为在欧洲传播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莱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三位美国记者（史称“3S”）为当时我党外宣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提升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讲好中国故事需构建国际传播的自主平台，打破我国海外社交媒体对美国社交平台的依赖，摆脱其资本驱动下的偏见性规则限制，坚持马克思新闻观的客观公正原则，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传播平台矩阵。

学术家园：“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主体。应如何从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下功夫，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

袁炳忠：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单一主体能完成，而是需要多元力量的“全民运动”。其中主流媒体发挥着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学术机构、智库、自媒体创作者等都是重要参与力量。在国际传播中，每个公民都是国家形象代言人，个人行为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比如旅游业的“厕所革命”就是提升国民素质、助力国际传播的生动例证。每一个中国公民出国旅行中的言行举止，同样也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三者之间，专业化是根本，没有专业化的队伍、内容和传播方式，市场化与全球化就无从谈起。不走市场化，形不成可持续发展，不走全球化，就达不到国际传播的效果。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由之路。人类同属于一个地球，拥有共同的思想价值和情感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内宣与外宣是一致的，扭住这个牛鼻子，我们就能突破语言文化的障碍、打破意识形态的铁壁。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已形成一定声势，但还需要全体媒体人共同提高传播内容的“深度”，进一步扎根基层与人民，发掘具体而鲜活的案例，用感人至深的好作品引发跨文化共鸣，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

推进“深度传递”的文化交流

学术家园：“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文化论坛、学术交流、中国文化和旅游年等平台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哪些特色与优势？如何依托这些平台真正实现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与情感共鸣？

袁炳忠：交流减少误会误解，没有交流就会滋生猜疑敌意，甚至导致冲突。这些平台各有特色、优势互补，在深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曾分管相关业务，新华社高度重视与国外媒体、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外交流合作体系。除双边交流合作外，新华社还有多边合作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六届世界媒体峰会，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今日俄罗斯等全球主流媒体均参与其中，有效促进了国际媒体间的对话。学术交流则是一种高端深层次的对话，这些年新华社智库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取得显著成绩。学者与智库作为舆论引导者，往往具备很强的议题设置能力。我们需要一批有能力、有思想的学者，能够在国际交流时就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度阐释，这种影响会更具持久性。中国文化旅游年不能只有“舞狮子”“包饺子”，还应突出当代中国特色，将具有新时代中国标识的科技、文化产品等纳入展示，传递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中国形象。

要实现深度传播与情感影响，需要用事实和真实的案例戳穿谎言，提高交流质量，深入挖掘能引发人类共鸣的文化内核，让交流既有中国味又有世界感，比如文化论坛需邀请中外名家开展高层次高规格的深度对话，加强冲突性话题设置和后续延伸交流，避免形式化的空泛讲话。

学术家园：您曾谈到，媒体不仅是信息的加工者、传播者，也应是社会发展的观察者、思想者。请从文化交流维度做具体阐释。

袁炳忠：在文化交流中，单纯的文化展示只能让人“看到”中国，深度的思想提炼才能让人“读懂”中国。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回溯文明本源，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西方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东方有老子、孔子、孟子等，不同地区的人类思想发展呈现惊人的同步性，这或许能印证人类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共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就像当年将Physics的中文译名从“格致”改为“物理”的翻译智慧，联合汉学家精心打磨核心概念的翻译与阐释，让中国话语既准确又易被接受。同时做好全球性议题设置，用中国实践回应全球关切，让世界在了解中国的同时获得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思路，这正是媒体作为观察者、思想者的价值所在。

坚守技术赋能下的“以人为本”

学术家园：今年两会期间，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体发展成为新闻出版界委员的关注热点。如何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运用新技术赋能国际传播？

袁炳忠：就国际传播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效破解了语言文化障碍，让信息传播更迅速便捷，实现人人皆可参与国际传播；创新了表达形式，如新华社最近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的AI动画《“美洲之盾”还是“美洲之笼”》，融合美国话语体系精准传播，有效戳破美国霸权逻辑，连不少美国人也予以点赞，可谓技术赋能传播的成功案例。

我们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不管技术如何变革，新闻传播以内容为王、以人为本的核心不会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新技术时，始终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坚守准确表达，警惕人工智能的夸张化表述倾向；坚守事实底线，坚决抵制AI造假。公信力是传播的根基，违背事实的传播最终损害公信力、丧失影响力。因此，在构建全媒体生产传播体系中不能神化AI技术，国际传播主体不应将大量精力投入非新闻类艺术作品创作上，而是要建立以“传播效能﹢价值导向”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既关注传播广度更重视传播质量，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国际传播。

学术家园：参与全国政协调研、座谈等履职活动，为您的新闻工作与国际传播实践带来哪些新视野？立足本职，今年有哪些关注重点？

袁炳忠：委员履职促进了我对中国式民主的深刻理解与传播思考。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我亲眼见证了一件件提案是如何转化为治国理政政策的，这个过程充满细节与温度，是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民主故事的绝佳案例。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学术机构共同发力、深入挖掘，用具象化的、有血有肉的案例，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民主的先进性与实效性。这既是国际传播的蓝海，也是我们的重要责任。

我一直关注与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合作与交流，建议设立新闻媒体对外交流基金，在技术、资金、内容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媒体提供支持，通过“暖人心”的交流推动“促友好”的传播，让世界范围内更多媒体能够更客观友好地报道中国，进一步拓展国际舆论朋友圈，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贡献力量。